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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反对进士科”辩

[作者:解洪兴]  [2006/8/1]
摘要:

李德裕虽出身门荫,但其主政时并非刻意排斥进士,更多的是对进士科的积弊进行整肃,从而规范其作为仕途经济的功效。而其政敌实际上却大有助长积弊之嫌。因此,将进士科作为泾渭党争的标准不免有些牵强,所谓“李德裕反对进士科”之说更有失于偏颇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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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士 门荫 党争 偏见

历来学者多认为李德裕反对进士科,主张门荫。门荫出身的李德裕在武宗朝确实也说过:“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 [1](P603)。笔者认为,如果只根据史家所述的表面现象就先入为主地下结论,未免有失偏颇;只有充分结合时代背景,全面考察人物的历史活动,从而提示问题的实质,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李德裕批评进士科是无可回避的事实,甚至有过“好骡马不入行” [2](P126)的提法,但我们也绝不可忽视进士科发展到唐中期流弊严重的事实。进士科本身就以诗赋为主,重文采,轻时务。而唐代科举制中,行卷、试卷不糊名、通榜等行为尚属合法,门生座主同年间往往朋比呼应,造成德宗代宗以后士风官风的日益混乱。《唐语林·补遗》曾记载“刘虚白与太平裴坦相知。坦知举,虚就试。因投诗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人世能多许,犹着麻衣待至公。’坦感之,与及第。”[3](P218)。这是典型的通过行卷徇私的例子。社会名流及知贡举官之门下,应试者趋之若鹜。“崔起居雍,少有令名,进士第与郑颢齐名。士之游其门者多登第。时人语为崔雍、郑颢世界。”[3](P138) 。“进士举人各树名甲,元和中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后有东西二甲,东呼西为茫茫队,言其无艺也。开成、会通中又曰:‘鲁、绍、瓌、蒙,识即命通。’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 [3](P139)。于是,门生对座主的曲颜攀附甚嚣尘上。裴度的仆人为救主而殉命,趋炎附势之徒争相为其作传 [3](P213)。又如《唐语林·企羡》中曾记:“李太师逢吉知贡举,榜未放而入相,礼部尚书王播代发榜。及第人就中书见座主,时谓好脚迹门生,前世未有。”[3](P134)。知贡举官崔群妻李夫人曾对其抱怨“子弟成长,盍置庄园乎?”崔竟答“今年已置三十所矣。”[3](P151)。座主俨然将门生视为自己的庄园私产。

进士登第后应酬繁杂,风气奢糜。“咸通中,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从,车服侈靡之极;稍不中式,则重加罚金。蒋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时家君任太常卿,语泳曰:‘尔门绪孤微,不宜从世禄所为,先纳罚钱。慎勿以骡从也。’”[4]( P31)又如“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醵为急务,常俯关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给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至,皆解带从容。文焕命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从非已有。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廖’”[4] (P31)《新唐书·选举志上》也曾明确指出“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6](P1169)。

与李德裕一样对科举持批评态度的人不仅大有人在,而且不乏进士出身的人。早在代宗时,杨绾就对词科流弊大加鞭挞。他曾痛斥道:“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讟为常谈,以向背为已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已,喧腾于当代。”[1](P3430-3431)。其言论大为当时公卿所认同,但结果与后来文宗时一样,一旦触及“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1](P3434)的现实也就无可奈何了。可见,李德裕所谓的“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确系针砭时弊,言之凿凿,绝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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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一度采纳了李德裕“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5](P7886)的主张。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秉政,大力整饬进士科,但其具体措施却有张有驰。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俊;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4](P29)。由此不难看出,李德裕对进士科风纪的整肃可谓有的放矢,实际操作中又不乏灵活性。

在整肃中李德裕远没触及进士科作为入仕途径的地位。《唐会要》卷七十六《进士》中云:“会昌三年正月敕: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又云:“五年二月,谏议大夫、权知贡举陈商放及第三十七人。其年三月,敕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重试,覆落七人。”[7](P1637)。可见李德裕掌权的武宗会昌年间,进士科不仅取消了名额限制,并注意精拣徇公官员知贡举以整顿科场风气。因此,笔者认为李德裕实际上不仅不反对进士科,其针对进士科所采取的措施反而有利于进士科举人的良性运行,于当时的社会发展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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