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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

[作者:彭永捷]  [来源:爱智论坛]  [2012/2/15]
儒教问题是近来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学术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判断儒教或儒学究竟是否是宗教,或者说“儒教”之“教”,在“教化”之“教”之外,究竟有无“宗教”之“教”的特征。由此一问题讨论,顺及对于“宗教”概念的理解、西文(religion)一词汉译与“宗教”一词的关系、儒学与儒教的分野等问题。学术界有关这一讨论情况的总结成果,如邢东田《1978-2000年的儒教研究:学术回顾与思考》[i]、苗润田和陈燕《儒学:宗教与非宗教之争——一个学术史的检讨》[ii]、田垣《儒教争鸣举要》[iii]等,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国学网”(www.guoxue.com)在其“文史聚焦”栏目编辑的《文史精华》第2期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儒教问题专集”,都可供有兴趣者参考,本文对相关争论不再赘述。从总体上看,已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中的儒学或儒教是否属于宗教这一性质上的判定。本文的讨论,则将视角从学术史的考察转向当下的现实思考,关注当代儒教的重新体制化与儒教的改新。 

一、体制化的儒家 

儒家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系,它不只是作为文化因子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儒学,同时在历史上也曾经以制度化的方式存在,如以儒学取士的科举制度、与皇权政治结合的儒教、以儒家伦常来组织的宗法家族制度,等等。在中国社会经历前现代与现代的变革过程中,儒家文化作为传统与现代深刻断裂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社会被连根拔起。一句话,制度化儒家已经彻底解体。[iv] 

经历着制度化儒家在现代化冲击下迅速没落的一群人中,也有人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并积极寻求出路。例如康有为,他积极发起成立孔教会,创办《孔教学会杂志》,并着力争取孔教成为国教,重新使儒家成为制度化儒家。除在《康子内外篇》、《孔子改制考》等书中对儒教源流给予叙述外,康有为还专文撰写了《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孔教会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等文,论证孔教为宗教,并阐述立孔教为国教的理由。康有为试图立孔教为国教的努力或许注定会要失败,在进入现代化途中的传统儒、释、道三家,佛教、道教都顺利地延续了其体制化存在,惟独儒家成了“赵氏孤儿”[v],这原本就是儒家应当记取的一个历史教训。佛教和道教,虽然也与皇权政治有一定程度的结合,即成为制度化存在的宗教,同时它们又是体制化存在的宗教。“制度化存在”是指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体制化存在”是指作为民间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儒家由于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居于国家正统统治地位,它的制度化存在从汉代以来成为儒家文化存在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儒教对皇权政治的深度依附,故而随着皇权政治的崩溃,儒教也就只好落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命运了[vi]。康有为使孔教制度化的努力,只能使孔教继续和国家政治绑在一起,由国家政治来决定其发展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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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虽未能成功使孔教定为国教,但无论如何总是为儒家文化在现代寻找到一条出路。虽然制度化儒家没有变为现实,但在民间社会,体制化儒家总还是结出了果实,孔教毕竟还是一个现实的路径,并且还为后来海内外宗教建设所实践。然而,在“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带有毁灭传统性质和结果的激进文化-政治运动中,儒家最后只剩下了几条被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意志主义、生命哲学、马克思主义、康德哲学、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等各式西方哲学来附会、诠释的“儒学”或儒家“哲学”,得到所谓“形而上学的保存”,成为三五大学教授的个人玩好和自言自语,成为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学术体系中以学科方式体制化存在的知识研究的对象。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儒家已成为送进博物馆里的展品。当然不能说儒家文化完全对当代社会不再有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并非什么高深玄远之论,它所强调的是生活的常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是现实生活中无法离开的生活常道,所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因而它还是散落在日常生活之中,并在日常生活的变迁中继续破败着。原来制度化存在的儒学,现在已被撕成片去,它基本上已失去了成建制的存在形态。 

不惟如此,体制化儒家日益成为人们想象中不可跻及的事物。人们或把当代文化对于儒学碎化的吸收,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古为今用”,视同于儒家文化只能以碎化的状态和身份进入当代。人们或把儒家文化限制在儒学,并把儒学限制在心性儒学,从而强调开发心性儒学的修养教化作用,有时也包括心性儒学在个人灵魂升华中的某种宗教性意味。然而,问题在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和看待儒学的积极作用,如何来发挥期待中的作用才是关键。由非华裔美国人组成的“波士顿儒家”(Boston Confucianism),也看到了单纯心性儒学的局限性,他们与单纯强调承继思孟——陆王心性儒学传统的现代新儒学不同,更多地关注荀子的思想,强调“礼”对于拉近儒学与大众距离的重要性。此外,还有学者试图恢复儒家政治儒学的传统[vii],这样在使儒学成建制地参与政治制度设计的同时是否也使儒家文化可以获得体制化甚至制度化生存?或在初衷或在想象的效果上也未必没有此种意味。以上各种努力,作为儒家文化在当代复兴的种种探索途径,我们无论赞同与否,都还是持有多元性与开放性的态度,乐观其成。共同的问题在于,人们逐渐意识到碎片化的儒家在支援当代社会的具体实践效用是颇成问题的。儒家的心性儒学无论境界如何高超,情理如何交融,后果如何有益于世道人心,但心性儒学如何才能种在更多世人的心田,才是当前儒家文化面临的最重要课题。在儒家重新获得体制化存在以前,儒学研究者们在传统儒学中翻来覆去寻捡所谓种种“现代价值”、“现代意义”的工夫,虽然并非毫无意义,然而脱离了发挥作用的体制,多是无处落实的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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