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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蒙培元]  [来源:中国儒学网]  [2012/2/15]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二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 

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明朱熹心性论的基本特征。

朱熹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要为人性确立宇宙论的根源。使“所当然”的道德本体具有“所以然”的宇宙规律的根据,另方面又要确立道德人性的主体性,使之变成主体的道德自律。其次,他不仅要确立人的本体存在,即超越的绝对的普遍人性,而且要面对人的个体的感性的具体存在,既要使普遍人性建立在个体存在基础之上,又要为人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提供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总之,朱熹的心性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结构。是特殊的道德形上论。

朱熹在确立性的来源和内容的前提下,对心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解释,由此提出了心性关系的基本观点;钱穆先生说:“理学家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他提出朱熹论心性,“亦非两体对立,仍属一体两分”,(《朱子学案·朱子学提纲》台北,1971)确有见地;但他认为,朱熹所说之心,只是“气之灵”,则恐怕很难表述朱熹思想之精髓。牟宗三先生则认为,“朱熹的心性论是实在论的,而不是本体论的,心性关系是静涵静摄系统,而不是既存在又活动的纵贯系统”(《心体与性体》第四部)。他们的看法虽不同,但都认为朱熹以性为形而上者之理,心为形而下者之气。 朱熹以性为形而上之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还以性为心之本体,而心之本体是形而上者,并不是形而下者。这就是说,朱熹所谓心,既是形而下者,即知觉运动之心,又是形而上者,即超越的本体之心,这所谓本体之心,就是理,就是性。朱熹以心之体用分形上与形下,因而分出性情,即所谓“心统性情”;而不是以性与心分形上与形下,因而以性为一边,心与情为一边。这才是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

应当指出的是,朱熹虽然很重视《大学》的格物致知说,提出了认识论的思想,但《大学》仅仅是“四书”中的一种,此外还有《中庸》、《孟子》等书,同样受到他的重视,他并不是以《大学》为基点解释其他经典,他对《大学》的解释,也很难说是实在论的。他做为理学家,不仅在宇宙论上是理本体论者,在心性论上同样是心理合一的本体论者。如果说朱熹发展出实在论的认识论学说,那倒是他的最大贡献和突破,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根本立场依然是儒家的道德形上论,他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和完成儒家关于人的哲学。

李泽厚指出,朱熹哲学可概括为一个公式——即“所当然=所以然”(《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宋明理学片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一看法是深刻的。但就其心性论而言,朱熹所谓性是“所当然”而不是“所以然”,这里分出道德本体和宇宙本体,正是为了说明“所当然”源于“所以然”,道德本体源于宇宙本体,同时也说明性不是别的,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即道德自律而不是他律。“性不是有一个物事在里面唤做性,只是理所当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当如此做底,便是性。”(《朱子语类》卷六十)理有所以然者,即宇宙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有所当然者,即应当如此的道德命令,其所当然者来源于所以然者,但既然是人的本体存在,便有主客体的区分,人与自然的分别。同是一理,在人则为“所当然”,在天则为“所以然”,人只有实现了“所当然”之性,才能同“所以然”之理合而为一。“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来也,故知吾性,则自然如天矣。”(同上)这就是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终极目的。

我们说,朱熹把“心体用说”同“心统性情说”结合起来,构成他的心性论的基本内容,这是因为,如果只讲心体用说,容易把心分成上下体用两截,出现心性分离或性情分离的问题,或者以性为体以心为用,如同胡宏那样;或者以心为体,情为用,如同程颐那样。所以必须说个“心统性情”,才能把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统一起来。既讲体用之分,又讲性情之合,二者皆统于一心,这样就比较全面地解决了心性关系问题。因此,他对张载的“心统性情”说评价极高。“惟心无对,心统性情,二程却无一句似此。”(同上,卷九十八)

当然;朱熹的这个思想,是以心的二层次、二重性的划分为基本前提的。“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是心之用。”(同上,卷五)这个未发之前的心体,绝不是心理学上听说的未曾发动时的心理状态;而是本体论上所说的未曾发现的本体存在,也就是“寂然不动”的性本体。“已发之际”也不是发动时的心理活动,而是性的发现或作用,即“感而遂通”之情。心有体用之分,故有未发已发之别,但这是说性情关系而不是说心理过程。性是形而上者,故无形体可见,情是形而下者,故表现于外而可见。性情是指道德理性、道德情感而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孟子集注·公孙丑上》)这就是因情以如其性,或“因用以著其本体”。性情体用关系是指心之体用,并不是心外别有体用,也不是以性为体,以心为用,如同胡宏所说。“性是体,情是用,二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心统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后见,心是体;发于外谓之用。……仁,人心也,是说体,恻隐之心是说用,必有体而后有用。”(《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心者,兼体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恻隐是情。若孟子便只说心。程子是分别体用而言,孟子是兼体用而言。”(同上,卷二十)心只有一个,并无两个,便有体用之分,这个“体”不是实体、形体,而是本体;“用”则是本体的作用、发现。“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同上,卷六)心体即形而上之性,心用即形而下之情,这就是“心兼体用”、“心统性情”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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