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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吴光]  [来源:中国儒学网]  [2012/2/15]
内容提要:本文从对中国儒学史的批判性回顾中,对新世纪的中国儒学发展前景及其理论型态作了创造性的探索。作者认为,从思想史的演变轨迹看,儒学自问世以来经历了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儒学和当代新儒学等六种型态变化。但从其基本思想模式的质的差异而言,则可归纳为三种理论型态:一为“传统型的古代儒学”,即从先秦孔子仁学到清代实学的整个古代儒学,可概括为“仁本礼用”模式的古典儒学。二为“应对型的近现代新儒学”,即从近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仁学”到现代新儒学(包括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心学和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可概括为“中体西用”模式的改良型儒学;三为“变革型的后现代新儒学”,即目前正在酝酿、成型的新儒学。这种新儒学从民主化、多元化、知识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寻求儒学的定位,它既非“中体西用”,亦非“西体中用”,而是“新体新用”的革新儒学,其思想模式,可以概括为“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

作者吴光,1944年生。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杭州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暨中国哲学硕士导师、兼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华文化研究集刊》主编等职。著有《黄老之学通论》、《儒家哲学片论》、《儒道论述》、《古书考辨集》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

关键词:仁本礼用、维新仁学、道德人文主义、民主仁学

在新世纪之初,从理论上对孔子以来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儒学史作一宏观的回顾与总结,并对新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前景与可能型态略作展望与探索,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贡献一得之见,求教于儒学研究者与批评者。



一、“仁本礼用”——古典儒学的基本思想模式

自从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中国学术史的时代划分以来[1],人们对中国儒学史作出了多种不同的阶段划分,可以说见仁见智,各有所本。而在我看来,从儒学问世以来的二千五百多年间,如果从思想史的演变轨迹看,大体可以将它划分为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儒学和当代新儒学等六个发展阶段的六种理论型态。但如从其基本思想模式的质的差异而言,则又可归纳为三大发展阶段中的三种理论型态:一为“传统型的古代儒学”,即从先秦孔子仁学到清代实学的整个古代儒学,可概括为“仁本礼用” 式的古典儒学;二为“应对型的近现代新儒学”,即从近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仁学到现代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心学和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可概括为“中体西用”式的改良型儒学;三为“变革型的后现代新儒学”,即目前正在酝酿、成型的变革型儒学,它是从经济全球化、社会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去寻求儒学的革新和定位的,从体用关系而言,可概括为“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

传统型的儒学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曾出现了许多立言宗旨各不相同的思想派别,如先秦有“儒分为八”之说,汉唐经学有古文派、今文派、综合派之异,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永嘉事功学之别,但就其基本思想模式而言,整个古代儒学都可以概括为“仁本礼用”之学。这个“仁本礼用”之学是由孔子奠基而由历代儒家予以不断完善的。

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为本体、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仁学”理论。

在孔子“仁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仁”与“礼”。孔子仁学中的“仁”,是一个本体性的道德范畴,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行为。它“发乎内而著于外”,是由自身修养体悟形成的道德自觉,而非从外面强加于己的制度规矩。而孔子仁学中的“礼”,则主要是作为制度性的伦理范畴呈现的。如《礼记》所载:“礼”既是“定亲疏、决嫌疑”的人伦准则,又是“别同异、明是非”的理性准则,它规范着社会上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人群(如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师生)的等级秩序,并成为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伦理规范与与秩序性制度[2]。

在孔子“仁学”中,“仁”与“礼”并非同等重要,而是本末、体用关系。孔子虽然重视“礼”的作用,但他从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中,深切感受到维系道德仁心的重要,认识到“礼之本在仁”的道理,所以,他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感叹。他在回答鲁哀公问政时,清楚地阐明了仁、义、礼的本末关系,指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极),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可见,在孔子思想逻辑中,政治的中心在人,治道的根本在树立道德之仁,仁道源于亲情,而以尊贤为宜,而礼制的规范则以道德之仁为依据。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又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复礼”以克己自修为前提,“克己”则以符合礼义为归宿,内修自省与外在规范的统一便是仁,而仁的确立则取决于人自身的道德自觉。这些重要思想,奠定了古典儒学的基本思想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仁”是源于人情而又经过后天修养体悟的道德自觉,并且是主导建立人伦秩序——礼义的内在根据,“礼”是成全内在道德情感的外在性的伦理规范和制度。换言之,仁是本,是体;礼是末,是用。所以,我们把孔子创立的儒学概括为“仁本礼用”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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