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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孟子“知人论世”说的人性论基础

[作者:曹姝]  [2012/2/15]
摘 要:在我国古代文论中,一直被视为文艺批评理论基础的“知人论世”说,是孟子作为修身养性的方法提出来的,其哲学基础是孟子的人性论。孟子认为人的本心皆为善,而以学问之道求其放心并进而推其本心,是构成孟子人性论的三层递进关系。因此,无论是作为我国古代文艺批评的理论基础还是作为修身养性的方法,只有把握了孟子的人性论基础,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孟子;知人论世;人性论 

“知人论世”说出自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并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对此解释道:“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言修身的方法,‘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并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可见,孟子“知人论世”说的本义是“尚友”,是成人之法,而作为说诗的方法,以至于作为我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的理论依据,是引申出来的。但这并不妨碍其本义。如果撇开其“尚友”之前提,则“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的含义也非常明白,即颂诗读书必须知其人,论其世,要结合作者的立身、为人、处世来理解其作品,从而择其善者而从之,以其实现诗教的目的。因此,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无论是作为修身之法,还是作为我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的理论依据,都必须首先弄清楚其基础——人性论,否则,是难以把握它的真正意蕴的。 

孟子是从实践的角度构造其人性论的,其思想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的本心皆为善”;第二个层次是“以学问之道求其放心”;第三个层次是“推其本心”。 

在孟子的人性论中,第一个层次是“人的本心皆为善”。心在这里并不只是单纯的生理学上的意义,而是“一种道德精神主体。这种道德精神是人人皆有,而且是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 ①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是人之本性所在,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因此,孟子一方面强调固其本心的价值:“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 (《孟子·离娄上》)一方面又指出失其本心的危害:“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 

人为何会失其本心呢?而如何才能固其本心而不失其本心呢?这就进入到孟子人性论的第二个层次:以学问之道求其放心。 

孟子看到人在现实社会中会面临很多诱惑而丧失本心,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放心”。 

对于那些失却本心的人来说,他们应该把自己的本心找回来,这不仅是做人最基本的一点,也是做君子的第一步,不求回“放”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与禽兽无异的水平上。那如何将失去的本心找回呢?孟子指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看到了学问之道对于人自身修养的影响,通过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学习不仅可以使自己的知识得以积累,还可以对自己的操守、德行产生积极的影响,清除本心所受的蒙蔽,求回“放心”。早在孟子以前就有人对文艺的教化作用提出过见解, “楚国的贤大夫申叔时就对文艺的‘人教’作用发表过一番议论:‘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②孟子在前人见解的基础上,将文艺的这种“人教”作用与人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认为人通过对文学艺术的学习不只是达到一个教育、感化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学习可以使人不丧失本性。即使有人失却本心,但通过学习一样可以找回自己的本心,这就比前人的“人教”观点更具深度,也更透彻地指出了学习是人从文艺中得到最大益处的唯一渠道。孟子认为善于学习善的言行也是圣人、君子的一个优良品德,他以舜为例说明了这一点:“舜之居深山之中……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孟子·尽心上》)但孟子并不满足于一人之善,他提出要使善的影响扩大,这就是孟子人性论的第三个层次:推其本心,也是最高的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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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看来,只有那些能长久保持本心、并将自己的善推及他人的人才能成为君子,而那些不去使自己的本心充实、成熟起来的人,会连仅有的善的萌芽也失去,最终失却本心。“凡有四端于我者……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人性论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他要求人们不要只局限于理论的认识,还要在现实中去实践它,推广它,自己为善不算什么,要使自己的善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才是最高的善。这一点在《公孙丑上》中,孟子很明确的指出来了:“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他认为只有“推其本心”,才能实现君子的最高德行,也是达到“仁”最快捷的方法“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最后孟子总结道:“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惠王上》)朱熹对孟子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极天下之欲,不足以解忧;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真知舜之心哉!”(《孟子集注》卷九)孟子强调以心尚友,推心论古,都是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知人论世”说的提出可以说是孟子人性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无论是作为修身之法,还是作为我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的理论依据,都必须站在孟子人性论的基础上,只有牢牢把握了“知人论世”说的人性论基础,我们才能准确而全面的掌握“知人论世”说,也才能从这四个充满智慧的字中得到做人、做学问的真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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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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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朝龙.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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