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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儒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 儒的起源

[2012/2/15]
第一章 儒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第一节 儒的起源
艺术中国[http://www.artx.cn]
就儒,以及儒家、儒学的原初本意来说,至少在20世纪之前并不存在分歧,既无概念性的差异,也无多少不同的理解。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这一原本还算清楚的概念却产生了疑问,并由此而引发了相当大的分歧。

根据比较可信的资料,"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似乎见于《论语·雍也》。孔子在这里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由此可见,儒名之起源应远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孔子的时代,儒这一阶层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至少形成了"君子儒"与"小人儒"两极阵营。故而,我们可以断定,儒的出现一定是在孔子之前的某一个时候。据此,胡适在那篇著名的论文《说儒》中推测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这话虽然说得言之凿凿,但总显得缺少更多的证据,因此就很难使人相信。

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探讨儒之起源的是汉代学者刘歆。据《汉书·艺文志》引其《别录》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其特征是游文于"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以道为高。刘歆还说,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儒学的功能,实已获得相当的成功。然而孔子之后,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这里,刘歆据《周礼》的记载,不仅分析了儒的起源,而且大体描述了孔子之后儒学演变的一般情况。就儒的起源来说,刘歆强调他们是由司徒之官演变而来,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这种说法当然并非毫无根据,《周礼·大宰》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由此可见,儒之起源甚久,似乎与王官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也不无关系。

然而,如果按照清代学者康有为的说法,刘歆佐王莽建新朝出于托古改制的需要而伪造《周礼》,因此《周礼》的说法既没有成为历史事实,也并不可靠。特别是《周礼》中那些井井有条的种种设计,也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其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刘歆伪造《周礼》的说法不必尽信,但刘歆整理《周礼》的目的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显然也不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活动。如果说他依据前人的资料整理《周礼》时排比出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并以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作为一种政治期待的话,那么我们对此多少应该有点相信。故而近代学者章太炎接着刘歆的研究往下说,以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实际上都是出于古代的"王官"。他在《诸子学略说》中说:"古之学者多出于王官。世卿用世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有云:宦学事师。……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士无学,非学无士,二者是一而非二也。" 如果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观察,学在官府毕竟是学者公认的事实,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虽为推测之辞,但推测的方向似乎并无大错。

不过,如果从儒的内涵来分析,章太炎也并不认为儒者是一个十分固定的智者集团,其内涵似乎相当复杂。如果强为分类,至少存在类名、达名和私名这样三种情况。他在《原儒》一文中说,"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即那些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流。因此太炎强调,"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显而易见,章太炎是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分析儒之起源的。

章太炎的研究虽有相当的道理,但其明显的欠缺是他过于相信古籍的记载,而对先秦学术之所以发生的时代背景缺少一种深切的体会和理解,故而其结论不能不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中与章氏的说法明显立异,强调指出诸子之学决无出于王官的道理。他说,《周礼》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入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梦见。此所施教,固非彼所谓教也。此其说已不能成立。胡适认为,关于诸子起源的探讨,要必深切体会诸子起源的思想背景,而不应囿于前人所无法明了的成见,学术之兴,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其简其易,皆属草创不完之际,当然不意味着其要义已尽于草创时期。包括儒家在内的先秦诸子皆为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术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及时变事异,则过去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应该承认,胡适的分析要比章太炎的论述更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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