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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文化浩劫:焚书坑儒

[2012/2/15]
第三节 文化浩劫:焚书坑儒

应该承认,李斯等法家人物追求统一的愿望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他们在强调统一的时候,过分看重意志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这样一来,他们原本正确的理论势必导出错误的结果,势必造成万马齐喑的窒息局面,而无助于统治者在进行决策时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拣择。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度里,意志的统一和文化统一永远都只能是一种理想。因为不论中央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有多么强大,只要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任何文化统一、意志统一的愿望总要落空,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实际结果与文化统一论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帝国文化政策的正确选择,似乎应该是充分尊重各地各个流派的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在不可能根本动摇、推翻帝国的前提下,允许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思想背景的学术流派独立发展和合法存在,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允许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从而使知识分子所惯有的怨气、不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这样或许较李斯所主张的"天下无异意"的文化专制主义更能有效地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定。

然而,秦王朝的统一成就毕竟来得太快,使统治者无法从容地选择一种思想作为根本的治国方略,固有的思维走势使他们觉得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于是便采取更为强硬的思想管制政策,于是便有矛头直接针对儒学的焚书坑儒两大虐政的发生。

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从现有资料看,其起因和结局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为寿,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一些过头的颂扬话,诸如"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等。

这些话作为"颂辞"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但过于"较真"的博士淳于越则深不以为然。他反驳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俨然以为秦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不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而是在旧有基础上的存旧图新,进行渐进的变革,充分利用旧有的传统和手段。

淳于越的话确实带有一种复古主义的倾向,但稍经揣摩,其主观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恰恰相反,而是出于对秦王朝能否持续发展的深沉忧虑而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作为最高统治者面对这种忠告应该抱有冷静的思考态度,择善而从。对于淳于越的意见,秦始皇似乎并没有怎样责怪,倒是丞相李斯对此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将问题推向极端。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践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律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八则心非,出则巷议,夺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学(法令)[者],以更为师。"这就是焚书事件的来龙去脉。

李斯的理论就其前提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具有进化、变化的思想倾向。但其推论则是错误的。因为政治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必然统一,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人们面对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想法,这是极为正常的认识现象。而且,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思想的专制与独裁,并不是一个政权强大的正常表现,恰恰相反,它是这个政权极度虚弱和自我恐惧的必然流露。在李斯之前很久的时候,聪明的统治者即已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面对社会公众对政权的非议,只能疏导,而无法堵塞。很显然,李斯的理论不仅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儒家学说与典籍,而且实在说来是中国统治学说史上的大倒退。

思想专制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或许有助于消除言人人殊的混乱现象,有助于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但其实际后果则势必加重思想异端的潜流与再生,使政权的权威严重下降,信用极度减低,合作者越来越少,离心者越来越多。因此,当政府一旦遇到风浪与挫折,这些原本可以与政府同舟共济的人则势必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促使政府的危机和崩溃。我们看到,在秦末混乱的政治局面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在《秦楚之间的儒者》中所分析的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奔"革命",其根本原因也只在秦王朝试图统一意志的文化高压政策。儒者既然连正常的职业都被剥夺,那么还怎能指望他们与政府合作同舟共济呢?此点也诚如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所分析的那样,"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木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民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戌,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之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这便是秦文化高压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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