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中国古籍全录

中国汉语字典

中国书法字典

西汶艺术品

西汶书场

会员登录 | 注册
civcn
艺术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

首页

艺术资料

展览展讯

画廊艺馆

历史人物

品茶读书

中国诗词

我要提问

艺术图片

中国黄历

新西兰2000G古籍资料

儒学发展史 - 学术与政治之间:今古文之争

[2012/2/15]
第二节 学术与政治之间:今古文之争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本意无疑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形态为现实服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期望以儒家学术来取代黄老之学,从而克服黄老学的内在缺陷,为汉帝国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看到,在儒家学术获得独尊的同时,旧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却立即发生。儒家学术不仅没有真正有效地克服社会危机,反而因其学派的内哄导致一系列新的矛盾与问题。尤其是由于儒学从先前的诸子之一上升到独尊地位,其思想形态的凝聚化以及某些儒家学者基于极端现实功利主义的原则对儒学原理进行随意性的改造,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儒学的经化,经学的谶纬化,当然不是汉帝国的主观愿望。

因此面对这种既成事实,汉帝国的统治者便不得不重新检讨儒学独尊的利弊得失。在武帝之后不久,宣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对西汉立国以来官方意识形态"霸王道杂之"的评定,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企图以思想的多元冲破儒家思想的一元化,从而使汉帝国的指导思想不致因儒术的独尊而僵化。于是有《觳梁》学的产生。

《觳梁》学也是儒学的一个分支。据传,汉代《觳梁》学由荀子传浮丘伯,再传暇丘江公。江公为武帝时博士,与董仲舒同时,只是从文化类型上说,董仲舒之学属于齐学的范畴,江公的《觳梁》学属于鲁学的范畴。它们在联合推翻黄老学的统治之后,内部之间曾力最高法典的解释权展开过一场相当激烈的斗争。只是由于武帝的偏袒,终于是《公羊》学取胜,《觳梁》继续受到冷落。不过,《觳梁》学尽管受到武帝的冷遇,但武帝的太子在学通《公羊》之后,复私问《觳梁》而善之。特别是由于包括江公在内的《觳梁》传人的不懈努力,至宣帝时,《觳梁》学的势力已明显壮大,足以与《公羊》学相抗衡。尤其是由于宣帝是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其即位之始,得知刘据本好《觳梁》,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等人。恰巧这几个人都是鲁人,遂言《觳梁》本鲁学,《公羊》乃齐学,宜兴《觳梁》。于是宣帝更加喜欢《觳梁》学,并于甘露三年即公元前51年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召五经名儒若干人大议殿中,平《公》、《觳》异同,各以经处是非。结果同意将《觳梁》列为官方学术之一,使之部分地分享了汉代最高法典的解释权,打破了《公羊》一家独尊的格局,使官方意识形态相对多元化。石渠阁会议之后,《觳梁》学大盛。然而,几乎在《觳梁》兴起的同时,另一支新的学术派别也正在悄然孕成,并跃跃欲试,以期三分天下有其一。此即所谓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所谓古文,是相对于正在流行的今文而言,主要是指秦统一为小篆之前的大篆籀文和六国文字。它和今文的最大区别,也就是文字的异同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理解上的歧异。这些以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似乎在西汉中晚期多有发现,并在民间流行,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势力也开始逐渐强大。古文经的基本特征不似今文经以义理解经,而更加重视历史事实的陈述和清理,因而实证的色彩较浓。伴随着《公羊》等已立为学官的今文经学的谶纬化,以实证为基本特征的古文经学正在成长,一旦条件适宜,它们必然要求分享最高法典的解释权,势必要跻身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行列。于是便有被后世学者所描绘的所谓今古文经学的斗争。

由于历史的原因,古文经学在王莽、刘歆之前主要在民间流传,未及立于学官,因此古文经学的一些说法在当时缺少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为了推动王莽的"新政"改革,王莽、刘歆必须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至少要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以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进行抗争。

先是元始四年,即公元4年,王莽、刘歆以不动声色的办法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以使古文经学的实际发展减轻已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的束缚,从而造成官方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真正多元化。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挽救西汉的社会危机。王莽的改革也在习惯势力的阻挠下举步维艰。于是到了公元9年,王莽正式去汉号,建新朝,以刘歆为国师,希望重建政治权威并与新型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以促进改革的发展。

刘歆为古文名家,他的地位上升,当然意味着其所主之学地位的渐重。他在辅佐王莽时,以其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只是假如他不急于提出立古文经博士,而是仍将古文经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人们或许并不会怎样责怪他,可能还会对他好古敏求的精神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敬佩。然而事实却是,刘歆自恃与王莽亲近,急于将《左传》、《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列于学宵。碍于面子,哀帝只得将刘歆的建议交五经博士讨论,在众博士对古文经传并没有充分研究的情况下,只好以沉默保持博学的尊严与庄重,"或不肯置对"。沉默也最容易激起倡导者的愤怒,于是乎,刘歆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

在这篇文章中,刘歆坚持认为古文经传与今文经传有着同等的价值,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倾向。举例说,他充分赞成司马迁的看法,以为《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觳梁》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他强调,《春秋》三传都出自孔门后学,虽有区别与分歧,但并无根本冲突,只不过是后学们根据自己的见识以强调师说的某一方面而已。刘歆这种对古文经学价值的正面揄扬,并没有遭到怎样的反对。只是皇帝再三询问刘歆提出的这些古文经传是否能立于学官时,众官僚则不置可否,皇帝也就未加理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原先支持古文经学的官僚如龚胜、师丹等人也开始转变,纷纷上奏指责刘歆乱改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的建议不了了之。

页码1 2 3 4 5
儒学发展史
更多
古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