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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经学的沉沦与儒家精神的复归

[2012/2/15]
第三节 经学的沉沦与儒家精神的复归

面对同一认识客体,由于主体方面的原因,人们往往可能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同样道理,东汉早期在对儒家精神传统的重新诠释的过程中,由于诠释者的立场、立意和目的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儒家精神的认识便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不同。然而,此时的儒学毕竟已不同于先秦时期在野的诸子之一时的地位,对其思想传统诠释的歧异性理解并不仅仅关涉儒家学说本身,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汉帝国未来的发展。因此,对儒家精神歧异性的诠释,在一定时期可能有助于儒学的发展与生机的恢复,但这种状况绝不可能也不应该持久。也就是说,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导致儒学内部的分歧,这种情况一般能为统治者理解和接受。但是,一旦变化了的社会条件趋于稳定,那么,作为汉帝国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如果依然存在内部分歧,如果依然对其精神传统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这便不是统治者能否理解与接受的了。此时王权必然出面干涉,从这些众多的歧异性理解中折衷出某些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结论来。我们看到,东汉初年社会秩序一旦趋于稳定,便出现似统一对儒学精神的理解为根本目的的趋势。

在当时,对儒学精神的诠释构成重大威胁的,当属以郑兴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这既是学术风气使然,也自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光武帝对谶纬的极端崇拜,已使许多学者失去了信心,他们既不愿意背弃学术良心曲意迎合,遂采取政治上的不合作态度,或继续隐居于大泽之中聚徒讲学,或公开宣布未习图谶。由此说来,光武帝初年,原因战乱遁逃林薮的学者无不抱负坟策云集京师的学术盛况并未持续太久,即或有一些学者已来京师,其后也因种种原因而纷纷离去,留下的那些便也不得不作些学术上的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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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追逐时鬃的企图只能使学问变质,而并不可能获得真学术。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等学术大家如果安于贫困,甘于寂寞,恐怕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当他们一旦热衷于现实政治后,其学术成就尤其是学术见识的增长不仅不能与年龄的增长同步,而且出现学术倒退现象。这也是中国知识办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区别。不过,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屈从于政治变通学术有种种不同的道路,或曲意迎合现实政治,或碍于某种困难而以思想异端的面貌出现,但仍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屈从于另外一种政治。如郑兴虽然“逊辞”不为谶纬文字,并对谶纬神学表示出一种反对的思想倾向,然而,他这种反对未免太软弱无力,而且联系其思想的前后变化来看,就更令人难以肯定他的反对的力量和真实的心迹。

在与光武帝合作之前,郑兴主要与古文大家杜林等隐居陇右,探讨学术。他之所以能与光武帝合作,几乎完全由于杜林的推荐。郑兴被征召之后,虽然对谶纬神学表示过不满,但从他谈日食的一篇奏议中,我们也分明可以感觉到他并非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而是以灾异附会人事,表现出浓厚的今文经学倾向。也就是说,他的解释不管采取怎样的古文经学的人文主义立场,但其附会灾异的表现形式无疑是合乎当时官方学术的基本要求的。

像郑兴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但毕竟不能以此作为对古文经学的总体评价。事实上,古文经学派为了生存与发展,不能不出现郑玄、贾逵式的人物。只是就这一学派的主流来说,他们更多地还是致力于学术研究,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像杜林以及杜林的弟子卫宏、徐巡等都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东汉古文经学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它在立足于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确认古文经传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尤其是对秦火之后幸存的古代文献的系统清理,基本理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般脉络,有助于重新评估古代文化。尤其是他们对古代学术发展的系统总结,不论后来人们存在怎样的非议,实际上都不能不以他们的成果为基础继续前进。第二,东汉古文学者以自已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基本上解决了两汉之际聚讼纷坛的今古文分歧,以实证的方法确认了今古文之异首在字异,次在意异。这一论证虽然没有超出前人的见解,但它毕竟已有了足够的证据,不似前人空口评说,有主观臆断的嫌疑。第三,东汉古文学派的实证研究,由于主要致力于文字训诂、器数名物、典章制度等内容,不似今文学派专在义理的发挥,因而使许多古代典籍在失传了数百年之后重新发现其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要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深切的理解,也不能不借助于东汉古文经学派的学术成就。

但是,在充分肯定古文学派学术成就的同时,也不能不如实地指出其缺点,因为这些缺点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而且实际上也将东汉古文经学引向了歧途。这些缺点概括起来有,第一,东汉古文学者,尤其是早期的卫宏、贾逵等人过于有意与今文学者立异,虽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或猜测,但毕竟失于偏激,缺乏学者应有的平心静气。第二,东汉古文学派虽然也推崇儒家学说中的圣道王功,但其基本学术路数不外乎对古代文献进行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的考释等技术性的工作,一般说来缺少思想体系的创建,致使人们在谈到东汉学术时不得不怀疑东汉时期哲学创造力的贫乏。故而一般哲学史在写到东汉时,除了王充等少数人物外,无不匆匆带过。

当然尽管古文学派在当时的发展中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问题,然而由于它在文字及经说两个方面处处与今文学派作对,提出了种种新说,因而在实质上不能不对今文经学构成严重的威胁,甚至危及今文经学派的存在与发展。反观东汉时期的今文经学派,他们虽然照样盘踞在官方学术的位置上,但实在说来已是英雄末路,暮气已深。今文经师除个别人仍致力于学术探讨外,大部分人所难以忘怀的只是利禄二字。他们已严重丧失先前的学术精神,而将学术视为直接谋生的手段。今文经学的没落,从学术史的观点看,是一种必然趋势。因为任何一种官方学术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存在下去,它的得势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其失势、没落也就带有必然性。但是,和其他事物一样,任何官方学术都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更不愿主动让位于新的学说,当面临危险的处境时,它们又不得不进行无谓的反抗或挣扎,以期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和地位。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古文经学的崛起与壮大,其目标一直是争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所谓经说歧异,也主要是今古文对官方学术的经典文献已由先前今文学派的一元理解而变为多元。如果这种多元能够长时期存在下去,那么它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未尝没有积极作用。然而,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官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几乎没有存在的余地,跻身于官方学术的任何一派都不可能真正具有宽容和理解的内在精神。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同为官方或准官方的学术,但在最直接的利益冲突方面,有时此异端思想与正统思想的斗争还要激烈,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真正的你死我活。因此,当古文学派的发展足以威胁今文学派在官方学术中的地位时,今文学派并不是束手待毙,而是发起了一次猛烈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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