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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

[2012/2/15]
第二节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

阮籍嵇康门对儒学的反对不是发自真心,但是这佯说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反对不起作用。事实上,他们承何晏、王弼儒道合一之余的绪,也发白内心对儒家许多的重要理念表示根本的怀疑,并从何、王关于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出发,终于推导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结论,强调"贵无"和"任自然",超越儒家而归于道家。阮籍在《达庄论》中写道:"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着,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疡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太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数,审左右之名,一曲之说也;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谈也。"阮籍在这里不惜以贬斥儒学而抬高庄学,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也不论是基于何种背景,其结果则一,那就是必然减低人们对儒学的信仰,从而为儒学功能的发挥添置新的障碍。

应该说,阮、嵇对儒学的认识是清醒的,他们虽然抬庄贬儒,对儒学发动史无前例的强烈批判,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他们的那些非儒言论,也不难感到他们对儒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在批判对儒学的利用,并非完全是儒学本身。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浑之中乎!逃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

汝君子之处寰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挥中乎?悲夫!而乃自以为远祸近福,坚无穷也。亦观夫阳乌游于尘外,而鹪鹩戏于蓬芠,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为若君子闻于余乎?"与其说阮籍在这里讥讽儒学为"坏絮",为"裈裆",不如说他在讥讽那些依附于坏絮、裈裆之中的虱子,正是他们不仅"饥则啮人",而且自以为找到了最为理想的避难所。

儒学作为一种学说,素来被人利用,利用者固然可恶与可恨,但是如果批判性地反省儒学自身,不难发现儒学也委实存在一些内在缺陷。特别是如果将道家以自然人性为特征的学说作为一种参照系再来反观儒家学说,更容易看到儒家伦理的基点违反了自然人性,其所倡导的"仁义"不仅不能如道家学说那样"全性"、"保真",而且极容易将入引向虚伪,因为人们为遵从这些仁义礼律等道德或社会规范,便不能不压抑个体欲求和自然人性。嵇康在《释私论》中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种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情。"他的《难自然好学论》也说:"及至大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鹜而不觉。"将儒家伦理视为违反人性的教条。在他看来,"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艾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基于这种分析,阮籍、嵇康们当然向往"大朴未亏"的洪荒社会,当然容易接受以自然人性为基本特征的老庄之学,以为至少在人性问题上,道家实在比儒学高明许多。阮籍的《达庄论》说:"至大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和,不消不亏。是以厂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大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此则潜身着,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与永存也。"从而最终舍弃儒学礼乐治世的思想,转而信奉庄子的遁世通遥学说,希望超脱世俗,纯任自然,过着恬静而无忧无虑的生活。

如果阮、陆的这些认识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由此引起的懦道纷争也只不过是儒学发展史的一个插曲,对于儒学体系的完善也不无好处。问题在于阮、嵇及竹林诸贤们毕竟是坐而言、起而行的人,他们认识多少,便实践多少,于是魏晋时期的儒道纷争便没有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触及文人们的行为方式问题。据《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载:"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中惯,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种类似于"嬉皮士"的反社会行为固然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的反省和批判,对统治者假借礼教以摧残人性的虚伪也是一种有力的鞭挞和反抗。但是,这种"放荡越礼"的行为方式毕竟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特别是到了西晋元康时期,这种放荡的时风已不具有竹林七贤的任何思想性,而是在追求一种形式,只是"纵恣"而已,故而其破坏性更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据《晋书·戴逵传》,戴逵"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简言之,元康之放与竹林之放不可同日而语,后来者只是一味摹仿前人的形式末节,而失其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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