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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2012/2/15]
第三节 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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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之间争夺政权的长期斗争以及民族矛盾的激化,西晋王朝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飘摇之后被迫南渡,建立东晋,偏安江左,南北分治。东晋之后,南方依次出现宋、齐、梁、陈四姓政权,是为“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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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儒学从总体上说,大体与东晋相同,儒家学者承魏晋玄学之余绪,或绝经世之志而兴厌世之思,或斥儒道佛无益于天下而耽于酒色,或痛骂仁义礼法之不足用而寄托于老庄之虚无,玄学盛行,清谈成风。儒学界通行王注《周易》、杜注《左传》、何注《公羊爪学间清通简要》。唐李延寿所撰《北史·儒林传》对南朝儒学总评道:"自元嘉之后,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且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阿洛,《左传》则服子镇,《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筒,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这大体可说明南北学术之差别及南方学术的基本学风。

南朝儒者长于文笔,又濡染于玄谈佛理,重文辞,轻经术,故其说经之文多空虚浮华,这是南朝儒学的总体特色。但是具体而言,南朝四代儒学,至少可分为两大阶段,两阶段的基本情况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第一阶段主要是宋、齐时期。这一时期从官方的情况看,儒学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依然是诸学之首,依然担负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角色。但是,由于玄、史、文学的分割,儒学明显丧失一家独霸的地位,并与诸学平分秋色。《资治通鉴》南朝宋元嘉十五年载:“豫章雷次宗好学,隐居庐山。尝征为散骑侍郎,不就。是岁,以赴士征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艺文,使丹杨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宗儒学为四学。”以致具有传统儒学观念的司马光不无感慨而言之:"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于此可知儒学地位在南朝前期确有所下降,而不久前兴起的玄学则脱离儒学自成一家。

宋、齐时期儒学地位的下降为历史事实,然考诸此时儒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却发现《礼》学格外兴隆,大家辈出,著述繁富,远非他朝可比。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写道:"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宋初雷次宗最著,与郑君齐名,有雷、郑之称。当崇尚老、庄之时,而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究其原因,盖与政治混乱过程中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有着一定的关联,也多少反映出儒学在此一时期虽然地位下降,但其功能犹在。

然而到了南朝儒学的第二个阶段,即梁、陈时期,由于梁武帝公开宣布儒、释、道三教并行,三教合流的趋势更为明显,当然也为此后隋唐时代儒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南史·儒林传》在描述梁、陈时期儒学状况及其背景时说:"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末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至梁武创业,深悯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场补博士,备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馈票,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笼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撒,分道博十、祭酒,到州都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陈武创业,时经丧乱,衣冠珍瘁,寇贼未宁,敦奖之方,所未逞也。天嘉以后,稍置半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其所采缀,盖亦梁之遗儒。”

也就是说,在整个南朝时期,儒学除在梁武带的扶持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外,基本上都因政治环境的恶劣而萎靡不振。政治环境对于学术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干戈未息、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不可能指望学术的真正繁荣。而且从南朝政治、学术的总体形势看,由于儒、道、释三家的不断争夺与冲突,为政治对文化的选择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在南朝诸帝中,除梁武帝有意识地扶持过儒学外,其他帝王则更多地是信仰佛教和道教,这也是南朝儒学一直衰微的原因之所在。

说到南朝儒道释之间的冲突,此一时期直接承袭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的一些争论问题而有所发展。儒家学者依然坚持"华夷之辩"及正统的原则,排斥佛道二教,但由于佛道二教的许多义理已深入人心,故儒家学者的排斥虽然有力,但效果并不理想,相反却是三教合流、三教兼宗的趋势更明显。刘宋年间,顾欣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发表著名的《夷夏论》,凭借儒家夷夏之辩的思想武器,论证道教才是华夏的根本宗教,佛教乃为夷狄之法,以期为尊王攘夷、王政一统教化张目,结果招致佛教徒的强烈反对,引发佛道二教的一场激烈论战。司徒袁粲托名道人通公著文反驳道:"孔老释迦,其人或同,观方设教,其道必易。孔老治世为本,释氏出世为家",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至于夷夏习俗的差别,袁粲认为并不会因此而妨害佛教义理的传播,"变本从道,不遵彼俗,教风自殊,无患其乱”,在华夏共行佛教,只是传播佛教的道理,并不是要中国人必须遵从佛教的风俗。而且,习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任何改变都必然遵循圣道的教化,所以佛教在中土传播,只会对中土旧有习俗有所移易,决不会由此而破坏华夏旧有的社会秩序。其后,宋代僧人僧佑又在《弘明集》后序中强化这一观点,并从历史文化的变迁、地理位置的相对性等方面论证华夷无别,历史上华夷地域的分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佛教在中土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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