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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理学思想体系的集大成

[2012/2/15]
第二节 理学思想体系的集大成

儒学在北宋时代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新理学的提出。新理学经过周、张、邵、程等人的努力,至二程后学已基本成型,思想体系基本构成,主要概念已基本提出。然而真正将理学构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并真正使儒学发生重大转折的,还要数南宋时期朱熹思想体系的建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对儒学的突出贡献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总结和综合;正是由于他的总结与综合,才使得儒学真正完成从经学到理学的转变,理学的思想体系也才真正建立起来。

朱熹的思想是真正意义上的理学思想体系的集大成。就思想资源的继承性而言,朱熹可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受。他自幼熟读经史,宋高宗十八年(1148)中进士。其父朱松也为进士,且与李侗同学于罗从彦之门。中进士之后,朱熹被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其间治绩卓著,公余究心于释老之学。年二十四徒步数百里往受学于延平李侗,后正式拜李为师,承继洛学传统,为二程四传弟子。自以为受学李侗后,始知昔日泛滥佛老之非,遂专心于圣贤之学。师徒二人往来论学之书信,后编为《延平答问》一卷,流传于世。年二十八,罢官归里。此后数年曾多次因朝廷之石上书应对,提出一些变革的积极主张。后以讲学为业,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共辑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之言,分类编排,分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十四门,共六百二十二条,极便学者使用,实为性理诸书之祖,阅读《五经》之必要的阶梯,对后世儒学影响极大。清代学者江水等人曾专门作注,有《近思录集注》传世。淳熙二年(1175),应吕祖谦之约,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鹅湖,讲论治学之方。此会不仅是朱熹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是理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此之前,朱陆的思想分歧已相当明显。吕祖谦的本意是要调合朱陆,不料在此会上双方依然各持已见。二陆攻击朱熹为学失之支离破碎,坚信简易功夫终究大,而朱熹钟情的以传注为基本特色的支离事业必然"陆沉"。对此朱熹当然表示不满,他素来主张先博览然后归之于约,以为二陆之教人失之太简。此次争论的结果不了了之。三年后,年四十九且辞官已达二十余年的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便中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定书院学规。淳熙九年(1182),朱熹与浙东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陈亮相互拜访,并于此后五年通过书信往来展开义利、王霸之辨。陈亮为学主致用,极不满于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即所谓性理之说,以为‘盈天地之间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自然物及人事日常活动是字宙的实际内容,因此"道"只能存在于人事与万物之中,而不可能脱离万事万物独立存在。"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故而"舍天地则无以为道,天地常运而人道不息。"对此,朱熹多有批评,然因出于理学家的偏见,其理论并未使陈亮折服。几乎与陈亮辩论的同时,朱熹又与陆九渊展开了一次关于太极无极问题的争论。争论的导火线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陆九渊与陆九韶认为,《太极图说》似乎不是周氏所为,无极二字出于老子,为圣贤之书所未有,因此,"无极而太极"乃道家的思想,似与先儒无涉。而朱熹认为,只要合乎义理,先儒末言者后贤未必不可言,关键是看这种思想是否合理。他认为,“极”即“至极”、"标准","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而二陆认为;"极即中",太极即心,指责朱熹对无极而太极的解释是"架屋下之屋,叠床上之床","是头上安头,过为虚无好高之论也。"由此,又引发阴阳通器之辨。当是时,朱熹之名渐重,其学说亦影响日著,故而遭到一些人的忌恨,一度被指为的学、逆党之罪首,诏落职罢祠。后卒于家,年七十一,时在宋庆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

通观朱熹的学术经历,也不难明了其学术的基本特色。陆九渊、陈亮等人对其学术的批评,不论是否有足够的理由,但他们的观察无疑是正确的。据此再看朱熹的学术特征,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他格外重视儒家经典的文本整理和义理化的解释。其基本方法是将义理之学与章句训话之学相结合。在文本的整理方面,朱熹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著作极多,大凡儒家的基本经典差不多都经过他的整理,《诗》有《诗集传》,《易》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周易参同契考异》,《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于《春秋》,有《资治通鉴纲目》;《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等。他如宋代理学的基本史料,似乎也由朱熹最先整理,如《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上蔡语录》、《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义》等,均应视为理学史著作的最初形态。尤其是他的《四书集注》,体大思精,影响深远,为此后人百年的官亨定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并上升到五经之先的地位,八百年来的中国儒学,除了专门家以外,似乎只知《四书》,而不知《五经》。在西汉以后,唐朝之前,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都是以《五经》作为官方教科书,《汉书·艺文志》也只将《论语》等附于《六艺略》之后,视为幼学之书,其地位虽不能因此而判断高低,但其学术定位据此可见一斑。至于《孟子》一书更退而后之。孟子本是战国儒家之一派,东汉赵歧的《孟子题辞》虽然提到西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学博士,但其说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似不可靠。《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书目似都将其列于子部儒家类,与《苟子》并称《孟》、《苟》。只是到了北宋之后,始有以《四书》并重以教学者之风。但是《四书》之正式结集成书,并给予很高的地位,实始于朱熹。他认为,《四书》为学者入圣贤之门的必要阶梯,其《论孟集义序》称:"若读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在他看来,《四书》实为"学者求道之至要。古今为之说者,盖已百余家,然自秦汉以来,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期道之传";"宋兴百年,阿洛之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后斯道之传有继。"他不仅如是说,而且如是做。毕生于《四书》用力最勤,"一生用功","四十余年理会",著有相关著作达八种之多。在这些著作中,朱熹以儒家道统的传承者自居,再三强调训释《四书》是为了继承孔孟的真精神,是为了发扬光大二程业已开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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