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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理学思想体系的集大成

[2012/2/15]
应接宾客,敬便在应接上;宾客去后,敬又在这里。显然朱熹的持敬说要求将敬贯穿动静,并不是专一的居静,而是居敬。居敬在朱熹的修养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居敬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功夫,居敬的目的在于"穷理"。而穷理又是"格物致知"的功夫。朱熹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只是"穷理"二字不如”格物"二字更为妥切,因为理总显得有点不可琢磨,而言物则理自在。格物致知本是《大学》提出的一种修养方法,但在《大学》中并没有关于如何格物致知的解释。后来,朱熹在整理《大学》时,曾据程颐的一段话作了补充。在朱窘看来,格为至,为尽;物力事,上至无极太极,下至一草一木,君臣、父子都可视为物。因此,朱熹的格物一方面包括认识一草一木之理,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认识一草一木之理并不是格物的主要任务,格物的主要任务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道世故。"至于如何格物,在朱熹看来,主要还是要读书,"穷理之要必在读书"。以书本上的知识作为人的认识的主要来源,显然这是一种不完全的认识论和修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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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熹的修养论涉及到认识问题,因而必然要触及到知与厅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思想要点有三,一是如先于行,“须先知得方行得","圣人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万事旨在穷理店。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二是行重于知。"学之之博末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末若行之之实";"若曰讲习渐明,便当痛下克已功夫,以践其实,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说过,则其言为无病矣。"三是强调知行之间的依存性。即行是行其所知;如知而不行,即证明所知未至或知之尚浅。在强调知先行后的同时,也格外重视对传统道德的践履和笃行,主张致知、力行均应予以相当的重视。这一点对中国后来的思想界影响甚大,即便是与其对立的陆王学派也无法摆脱这一基本的思想框架,尤其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显然与朱亮的见解有着一定的关联。

四、天理与人欲之辨

自从二程提出天理与人欲的问题以来,一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但一直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朱熹的基本看法是,天理与人欲确实是一组相互对待的概念,天理胜,则人欲退。然而他没有像程颐那样去用天理过分地遏制人欲,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以为天理与人欲之间既没有硬性的界限,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关键是人们在天理人欲之间要体认省察。要存天理,灭人欲。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朱熹完全否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他更强调人欲是一种本然存在,不可能完全遏制。问题在于,要使人的欲望有一合乎情理的限度,"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虽圣人不能无人心,若饥食渴饮之类。"如是便是合乎情理的人欲,便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然而如果是过分要求美味美食,那便是不合理不应该存在的人欲。"须是食其所当食,欲其所当欲,乃不失所谓道心。"过此,便是人欲。

综上所述,朱熹确乎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又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其价值在于总结先前儒家学者的思想贡献,回答了当时所能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儒学真正摆脱几百年来佛教与道教的冲击,重新恢复了权威和信心,故而能成为此后几百年的官方学说。

不过,在朱熹的生前,其学其说并不被世人尤其是官方所看重,其人也曾被列为的学罪首,被编入"伪学逆党籍"。只是在他死了之后,其学术地位才逐步得到提升,至元代而下至明清,朱熹学说才成为官方学说,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并在十三世纪以后流传到海外,在日本、朝鲜等地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朱熹生前,讲友很多。而且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这些讲友的思想主张差不多都与朱熹的思想相冲突,而尤以湖湘学派和永康、永熹事功学派最为突出。这既反映了宋代思想界一直存在的宽容学风,也是儒家思想生命力所在的一个重要的人文因素。这些讲友不论是否赞同朱熹的思想见解,但他们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与朱熹的交往,都或多或少地对朱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有必要在此略作论述。

在其众多讲友中,首推张栻和吕祖谦,连朱熹在内,时人号称"东南三贤",或曰"乾淳三先生"。他们之间相互辩论问难,颇为相得。

张栻是继胡宏之后奠定湖湘学派规模的重要理学家。他长时期地主持岳麓书院的教事,从学者甚众。其学术渊源直接来自胡宏,但他与胡宏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太多,其学术主要依靠本人重涵养、重力行,多来自"默体实践",所以一般理学家认为,张栻的学术思想上承二程遗绪,与乃师胡宏的思想有别,而更具有理学正宗的性质。他的理学思想主要以名人伦、辨义利、重力行为特色。在宇宙观上,推崇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理作为产生世界万物之本原,用太极说明人与物的关系,认为太极流行无间,贯通古今,通乎万物;在心性问题上,提出"同体异取"的命题,以明理与心性命的关系。他在《孟子说》卷七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同时,格外强调心的主宰性,以为心是贯万物通万理的主宰。故而其学术思想更接近程颢的心学,而与朱熹所传承的程颐的理学稍有区别。尽管如此,张栻与朱熹的个人关系相当友好,也极为密切。自他们相识之后,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切磋学问,互为相长,各有所益。

吕祖谦是与朱熹关系密切的另一个重要学者。他们二人再加上陆九渊,被称为当时最有名的三大家。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由此可见,吕祖谦学术思想的基本特色是兼收并蓄,他一方面力图调和朱陆之间的学术矛盾,另一方面又接受永熹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合陈傅良、陈亮二人的"学问而一之",从而自成一个新学派——吕学,以鼎立于东南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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