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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明代:理学的式微与心学的崛起 - 理学的官学化及其式微过程

[2012/2/15]
第九章 明代:理学的式微与心学的崛起

第一节 理学的官学化及其式微过程

朱元璋尊崇儒家思想的实际内容,其实只是程朱理学。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竭力提高程朱理学在官方学说中的地位,致使程朱理学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正如陈确听说,"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永乐年间,明统治者接受儒家学者的建议,下令由官方出面,编修有关程朱理学的著作,由此开启官修理学书籍的先声。1415年,由明成祖亲自主持和作序,由胡广、杨荣等人具体负责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开始编修,这明显标志着程朱理学官学化的完成和确立。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尽废古注释不用,程朱理学不仅成为明朝八股取士的唯一学术根据,而且成为牢笼天下人心的唯一凭借。

程朱理学的官学化一方面提高了理学的地位,有助于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进行政治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官学化的过程,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因为任何思想一旦定于一尊,都势必导致其活力的减弱和式微。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当时的学者不仅缺少思想的创造,而且在学术上也极少创新,划地为牢,一依程朱的范围。如明初名儒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虽然名气颇大,但其思想和学术贡献却极少。

在上述诸名儒中,宋濂是宋元以来金华朱学的传人,是元明易代之际承前启后的大理学家,其学以程朱理学为家。他对明初礼乐制度的制定超过相当大的作用,其理学思想也对后来影响甚巨,是有明三百年首倡"钟吕之音"的人物。然而如果对其思想进行分析,可见其独特的贡献殊少。他的理学思想属于典型的朱学系统,以为世界之所以有万物和万物的变化运动,主要是因为"元气"的作用。而元气的背后,则是"天地之心"即理的主宰。显然,这与朱熹所讲的理气关系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他的思想也杂有佛教和道教的因素,甚至公开援佛大儒;另一方面,作为金华学派的传人,他又对浙东功利之学相当倾心,主张用性,立事功,著之民用;又曾学于吕祖谦的后学李大有,故而其学又有目学重经制、典籍的特点。

方孝孺是宋镰的学生,其思想见解上承宋镰,而安出于朱熹。他一方面遵从朱学博学致知的功夫,同时叉主张践履笃实。强调学问要和事功、践履结合起来,主张齐家为治国之本,而齐家又以《周礼》中的宗法制为遗典大法,企图以《周礼》的模式来改造现实社会。在对待佛教与道教的态度上,他与宋濂稍有不同。宋濂出入于二教,方孝孺则以工教为叛道者,公开声言要驱逐佛教,有"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仲伯,故为有明之学祖也"的声誉。曹端与方孝孺同时而稍后,是明初北方一大儒,其学术为明初理学之冠。他毕生专心性理,躬行实践,倡明儒学,排斥佛教与道教。他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等书,深叹"道在是矣"。遂笃志研究,用力极深。他所说的太极,就是理。理是万物之原,是万物的主宰。理与气的关系,是理取气,而不是朱熹所说的"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大亦与之一出一入。"其实,他和朱熏一样,都是把理与气视为二物而非一物。因此他强调,为学欲至乎圣人之道,必须从太极上立脚跟。不过,他在尊崇程朱的同时,也并不完全株守程朱,而对陆九渊的心学也有相当的倾心,具有一定的心学倾向。他说,"事事都于心上做功夫,是入孔门的大路。"这种事心之学,主要是在一念萌动的瞬间下功夫,即偏重于自思反省。显然这是向陆九渊心学的靠拢。

继曹端而起的是薛瑄。薛瑄开北方"河东之学",门徒遍布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北方朱学之大宗。薛瑄为学,一主程朱,注重恭行。在他看来,儒家学术发展到朱熹,"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恭行而已。"认为《四书》、《五经》,周程张朱之书,已将道理说得很明白,道统正传全在于是,舍此而他学,哪里还有什么学问可言呢?正是由于他格守宋儒的学说原则,故而被清儒视为朱学之正宗。其学以复性为宗,强调为学只要知复性而已,所谓学实际上只是学天理人伦,"天地万物,惟性字一字括尽",并留有"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始觉性天通"的哲理诗名句。至于其复性的方法,主要强调朱熹的下学功夫,以为性非特具于心者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之理皆是也。因此功夫之要不在于体会那些天理,而是要在平常的凡事中加以体现。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在理学家极为重视的理气问题上,薛瑄的基本态度是着力发挥曹端的理气一体说,从而完成对朱熹的理先气后说的修正。他说:"理气无先后,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

与薛瑄同时并为明初朱学大家的还有吴与强。吴像薛瑄一样一依宋人成说,其不同在于薛瑄主下学功夫,而吴则寻向上功夫。他认为,圣贤所言、所行,无非是在天理,去人欲。因此,要学圣贤,就不能舍此而他求。故此,他格外强调以身心的修养去变化人的气质。其方法,就是去读圣贤的书,去体会圣贤的遗言,如有不合,则当下克己复礼的功夫,务使此心湛然虚明,固有之仁义礼智不为外物所胜。这样,即便当不成圣贤,那么应事也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失误。其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功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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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提倡静中体验,兼采朱陆之长。故而其学传陈白沙(献章)反而背叛了朱学而开启王阳明心学之先河,这似乎也意味着朱学的式微与心学的崛起。

吴与弼的弟子有陈献章和胡居仁。胡居仁虽为吴之弟子,但其学似乎较乃师更为纯正,他既不满于陆九渊,也不满于陈献章。对前者指为空虚近禅,对于后者,则视为流于黄老。故而被《明史》视为是明初诸儒中守朱学之最纯者。在理气问题上,他以为理是气之主,气是理之具,宇宙间只有实理流行。其学以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而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如何持敬的问题。他说:"圣贤功夫虽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肃然白整顿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纯一底意思";"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在心与理的问题上,胡居仁提出"心与理一"的观点,以为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也失;理明则心必明,心明则理也著。故而主张"存心穷理,交致其功"。至于穷理的方法,在他看来则不止一端,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

统观明初的理学,这些理学家虽然属守程朱的遗规,但也同时继续了元朝儒家学者已开启的朱陆合流的倾向,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纳了一些陆学的观点,以完善程朱理学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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