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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儒家精神的重定:补儒与超儒

[2012/2/15]
正当晚明思想界的清流们热衷于重建儒家思想新体系,李贽等思想异端拼命攻击宋明理学正统的时候,从西方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那就是西学的东渐。西学东渐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既启发了晚明的异端思想家,同时也为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西学东渐发生在十六世纪中期。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刺激了欧洲的一些国家竭力寻求海外贸易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514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1554年,葡萄牙人终于以贸易的名义进入广东浪白澳;1557年,葡萄牙人又通过行贿的手段骗取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开始和中国和平通商。毋庸讳言,他们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和远东掠夺财富,开辟新的殖民地及国外市场。

踏着早期殖民者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也蜂拥而至。1552年8月,耶稣会创办人圣方济各·沙勿略经过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抵达距广州三十海里的上州岛。然而由于明王朝奉行海禁,严禁外国人登陆,沙勿略终于未能进入中国本土,不久就病死在那里。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终于撞开了中国大门。在葡萄牙人抢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士便以此为据点,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1582年,罗明坚得到广东地区行政负责人陈文峰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居住,正式传教。其时为明王朝万历十年。

罗明坚在肇庆传教的时间并不长,倒是与其同时进入中国内地的利玛窦,由于极快地熟悉了中国,并适时地变通其传教原则,因而得以在中国长期居住和传教。利玛窦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他解释那些中国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轻而易举地震慑了中国人。特别是他关于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无数海陆地带的解释,有效地化解了中国人对欧洲人的恐惧。在这之后,利玛窦又用铜和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用以表明天文和地球的形状,使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是一个善良和有学问的人。当时都中文人学士纷纷信其说,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

利玛窦以及其他早期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传递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极大的尊敬,他们真诚地希望能从与中国正常的文化交流中获益,使欧洲文明获得更大的进步。尤其是利玛窦,作为第一个真正掌握中国语文的传教士,他对中国的古典文明进行过相当深入的钻研,对孔子的哲学表示极为钦佩。他把孔子及《四书》、《五经》热情地介绍给西方人,明确指出如果西方人批判地研究孔子那些被载入史册的言行,就不得不承认孔子可以和任何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要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利玛窦对孔子及儒学的尊重代表了当时欧洲普遍的社会文化心态。然而作为西方传教士,他们当然也极容易地看到儒学的缺点和内在不足。早期传教士普遍认为,中国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只在于早期儒学,孔子所开创的道德哲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以伦比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欧洲文化之不足。不过,他们也指出,由于儒家早期道德哲学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以期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然而由于没有引进逻辑等规范的概念,因而在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戒时便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的相互内在的联系。结果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中国人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自,反倒弄糊涂了。

在早期传教士看来,就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早期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基督教文明并无二致,儒家经典中的"天",与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无始无终的,是善恶的审判者与赏罚者。中国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圣圣相传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学"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升华。然而他们在研究了到当时为止的整个中国儒学史之后也明确指出,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学的一致性,仅仅在于早期儒学,并不包括汉代以后的异端思想。他们认为,先儒是真儒,后儒是伪儒、俗儒或拘儒。后儒不察正理,专于虚句,而曲论古学之真意,虽与佛老不同,实则殊途而同归。

基于对先儒、后儒的区别,这些传教士一般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后儒而退于先儒,迸而再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与重建,最终达到超儒,以建立中国文明的新体系。为此,他们对汉以后的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为汉以后的儒学,特别是宋明时期的道学,溺于佛教与道教的"邪说",以形而上的手法,将反映皇权和家统意识的"天理"、"太极"取代"天"和"上帝",这就不仅和基督教的"创世记"观点相矛盾,而且也与先儒的观点相冲突,势必混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区别。

早期传教士在排斥后儒的同时,对先儒的理论也作了相当的修正。他们认为,早期儒学的观点虽然正确,但只涉及到有形世界,而缺少超乎有形世界的更高级的学说,因此,中国早期儒学如果能和基督教义相结合,或者说有选择地吸收基督教的天学观念,那么早期儒学的复兴才能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早期传教士有见于此,故竭力将基督教对人类心灵安慰的功能移植到中国,此即所谓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

传教士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他们不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归化"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而且受到了中国官僚阶层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据统计,自利玛窦1583年在肇庆开始招收第一个信徒,到1610年利玛窦逝世的二十七年时间里,仅经利玛窦受洗的信徒就多达二千五百人。全国的信徒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受洗入教的著名知识分子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天经、冯应京、王徵等。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基督教信仰,不可否认具有宗教方面的原因,然而如果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来考察,则可看到这种信仰的转变与儒学自身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从社会方面看,当时明王朝虽然国势衰弱十倍于宋末,虽有天崩地解之虞,但在可以见到的未来,毕竟没有什么新生的力量可以取而代之。正是这种老大帝国的传统惯性和老大帝国的心理,使明王朝对外来异教持一种宽大为怀的容忍态度,并未因为土大夫阶层有人信仰异教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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