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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儒家精神的重定:补儒与超儒

[2012/2/15]
就中国学术尤其是儒学发展的趋势而言,早期传教士对先儒后儒的区别,特别是对后儒的抨击正符合当时的学术潮流,因而极容易在知识分子阶层引起共鸣。儒家学术发展到宋明,几经变迁,已和原始儒学有较大的差异。正如传教士所分析的那样,宋明儒学吸收了佛道二氏的思想因素,试图以太极、天理取代早期儒学中天的观念;在学术风气上,宋明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崇尚空谈,愈发使本来就不讲究逻辑规则的儒学变得更加空疏。当然,不可否认陆王心学内部具有某些自发的启蒙思想因素,但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来说,儒学发展到王学尤其是王门后学阶段,实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权威。儒学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的前夜。

在这个转型期,儒学的前途有多种可能,一是否定陆王心学,向程朱理学复旧。这是当时或稍后一些知识分子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都曾努力做过的;另一种可能是对陆王心学本身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现实需要。而徐光启、李之藻,以及黄宗羲等人实际上都是朝着这一种可能努力的。

相对说来,陆王心学的可塑性很大。由于这一学派强调六经注我、万物皆备于我的致良知的主体意识,因而较容易借助于外来的"思想因素重新自我塑造。而恰当此时,耶酥会传教士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难怪那些王学信徒如李赘、徐光启等趋之若鸳了。

就文化心态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一事不知而为耻,他们面对传教士带来的全新世界,在惊叹之余便是努力地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最终超过它。这和传教士所提出的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等观念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交流心态。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对其督教的信仰是真诚而坚定的。有关史料表明,他们是在认真研究基督教的教义之后而改宗的。他们相信,基督教的观念有我中华昔贤所未及通者,正可弥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之不足。他们所向往的是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圣洁的仪式。在他们看来,这种宗教式的精神安慰正可弥补只重现世的儒家思想的内在缺陷。在他们看来,基督教文明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念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万物之理,即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叮更易也。徐光启的这种判断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看法。

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热情地欢迎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没有对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学传统失去信心,并没有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持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即便是那些西学的中坚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也无不认为中国固有文明自有其优长之处,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化有弱点,也有优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废弃固有文化特别是儒学,以让西方文化在中国专行,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取中西古今之所长,"参合诸家,兼收西法",重建中国文化的新体系。

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度地吸收西方文化,他们在接受西方宗教的同时,更竭诚地欢迎西方的科学技术,并计划大规模地翻译西书。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但在那不太长的几十年里,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确实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勃勃生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和大发展,似乎已没有太多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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