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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清代:儒学的繁荣与危机 - 乾嘉汉学的前驱

[2012/2/15]
第十章 清代:儒学的繁荣与危机

第一节 乾嘉汉学的前驱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对西方文化怀有好感的明崇帧帝吊死煤山,明王朝灭亡了。同年5月1日,清军进入北京,颠覆了李自成的农民政权,满族人所建立的清王朝开始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清王朝在立足中原之后,出于社会发展的一般需要,对于明朝对西方文化容忍和吸收的态度起初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顺治、康熙的时候,清政府对传教士依然优礼有加。为明王朝几乎竭尽忠心的汤若望仍然受到新王朝的信任,奉命与龙华民"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改走历法。传教士在顺治朝一般说来倘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礼遇。

接替顺治帝君临天下的是康熙帝。就康熙的个人爱好和品性而言,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开明的和大度的,他不仅鼓励和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而且亲自研究西方科学中的一些问题,督促一些大型项目的实施。但是,康熙对西学的爱好只限于个人的范围,始终没有考虑将这种爱好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去,更不要说建立一支能够掌握科学知识,并能制造西方先进器械的国人自己的队伍。相反,康熙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与传教士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从他们那里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又感到那些西洋人"渐渐作怪",不仅将维系中国人的象征——孔夫子骂了,而且有朝一日会动摇清王朝统治的根基。在这种矛盾、苦闷的心情支配下,康熙确定得不权衡利弊,作出推崇程朱理学以与天主教抗衡的初步行动。

康熙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事出有因。从传教士方面说,早期传教士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功不可没,但是自从这些传教士和中国最高统治者交往并获得礼遇之后,便渐渐地失却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姿态,开始变得骄横、嚣张和强硬,遂引起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不和。在上层,如汤若望在取得朝廷的信任后,蓄意排斥"大统"、"回回"和"东周"三家历法,丢弃利玛窦、徐光启、李天经等人"参合中西"的传统,企图以"西局"把持历局,严重伤害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某些本来就很保守的官僚的感情,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更有甚者,此时的传教士无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礼仪,竭力反对天主教中国化,禁止教徒祭祖尊孔,使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习礼仪制度处于对立的境地。经过几次反复,康熙帝遂于1717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免得多事"。

禁教的命令几乎中断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往,然而从知识阶层来说,这个命令正与他们的心情相合。尤其是那些汉族知识分子,他们在明末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企图引进西学以补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之不足。然而,大清之后,这一大批知识分子不甘于异族的统治,大都以遗民自居。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一种不合作主义,而在文化上则表现出一种典型的逆反心理。顺治及康熙早期对传教士优礼有加,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极大尊敬,这无疑对不合作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极强的刺激,他们慢慢地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冷漠,至少是阴受阳拒。特别是西方传教士愈来愈猖狂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所受到的刺激更是无法容忍,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不得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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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案"的中方主角是杨光先。早在1659年,杨光先就著有批评西洋历法的《摘谬论》和攻击天主教的《辟邪论》。次年底,又向礼部上《正国体呈》,攻击汤若望所编制的历书每每在正文部分注有"依西洋新法"的字样,居心匝测,不仅明确标榜大清王朝奉行西洋历法,而且试图以西洋历法推行天主教,以天主教"谋夺人国"。故此,杨光先要求清政府严禁天主教。

杨光先的这次建议似乎因为客观依据太少,主观感情太浓,因而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怎样重视。然而到了1664年,由钦天监李祖白署名的《天学传概》一书刊布。此书公开宣称基督教是最古老最完善的宗教,也为中国上古所信任。因为伏羲氏本是亚当的子孙,由犹太国迁来而成为中国的初祖。李祖白以此立论,其漏洞实在是太明显了,这不能不遭到中国士人的强烈反对。

杨光先充分利用这些漏洞,正式向礼部提交《请诛邪教状》,点名指控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犯有三条大罪:一是阴谋叛逆,待机谋夺中国;一是宣传邪教,蔑视中国纲常省教;三是传播钟谬的天文学说,其日月交蚀的推算往往与天象不合。

对于杨光先的指控,礼部当天便转呈辅政王大臣会议。后经长达七个月的调查,汤若望虽免于一死,然而传教士势力却因此而受到极为严重的打击。杨、汤之间的这场冲突,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中西历法的冲突,而实际上具有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一次最典型的反映。从政治层面说,这场冲突和当时清廷内部的权力冲突有关,实际上是权臣鳌拜利用杨光先向立储有功的汤若望发难,以增强自己对少年康熙的影响,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野心。就文化层面而言,这次争论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及"严华夷之辨"的思想传统。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杨光先的《不得已》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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