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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中华民国:经学的终结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

[2012/2/15]
第十一章 中华民国:经学的终结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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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冲突

武昌起义不久,迫于各方面压力,清政府终于宣布自动放弃政权,延续二百余年的清王朝成为历史的陈迹,持续二千年之久的皇权专制体制也一去不复返,中国由此而转入民主共和时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似乎也必将由此而加速。

然而由于这一过程来得过于迅猛,中国人在经历了短暂的欢欣鼓舞之后,反而变得越来越失望,于是有反共和主义的情绪,于是有帝制复辟,于是有尊孔思潮的盛行。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思考,人们经常要提问题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呢?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向前走。因为辛亥之后的一系列问题不仅不能归罪于革命,恰恰相反,正是革命不彻底的结果;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恐怕不能单纯采取革命的手段,更不能不顾及中国国情而盲动,要尽快地恢复秩序和稳定,就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恢复旧有的形式,然后再以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前一种意见无疑是革命的,后一种意见则是保守的复辟思潮。

依据二十世纪形成的价值观念,革命的等于进步的;保守的、复辟的等于反动的、落后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以这种判断为唯一取向,革命的主张虽然给二十世纪的中国带来许多好处,但其负面效应也随着这个世纪将结束而日趋明显。相反,保守的主张虽然在辛亥之后只是县花一现,但其思想的影响却随着这个世纪将结束而愈加持久和深远。这一奇特现象颇值得玩味。

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推翻君主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它的意义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也不仅仅限于赶跑了一个皇帝,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使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从传统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一时间觉得无所适从,既对新的世界感到迷惘不解,又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传统社会怀有眷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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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君主政体远非一种当然现象,而是因中国社会条件的特殊性从而使社会得以协调、稳定与发展的一种恨本条件。它在中国二千年的历史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负面的效果。它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决非任何人为的力量所能左右,而是因为君主政体在本质上合乎中国社会存在的需要,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政治、宗法政治以及小农经济形态相吻合。君主政体并非仅仅关涉君主个人,也不仅仅关涉某些利益集团。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君主是中国秩序和谐与持续稳定的保障和象征,它的功能不仅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体的意义秩序。

正是基于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存废的原则性思考,故而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若干年里,保皇与复古的思潮就不局限于政治层面的反动与革命、保守与进步的意义,而是关涉到如何在充分把握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1912年6月,当君主政体被废除不久,康有为就预言,共和制度虽美,民治虽正,但中国数千年来从未实行过,中国的老百姓对共和为何物也根本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实行此种制度,其结果可能与推行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老百姓得到的可能不是共和的实惠,而是一种新的祸害。换言之,康有为并不坚持认为帝制优于共和,而是强调中国的国情实在没有达到共和的水平,如此骤行共和,则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收到预想的效果,甚者可能延误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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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共和也好,帝制也罢,要必以有利于中国发展为依据,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名词的优美动听上。在中国传统社会生存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候,政治体制的变革应当慎之又慎,否则后患无穷,变不如不变。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确实不失为一重要的选择。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毕竟有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历史,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毕竟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天子一旦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的国家元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来行使最终的权力。由一个朝代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毕竟比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辛亥革命之后的复辟思潮,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主张或许有不尽合理之处,但也并不完全是无的放矢,而是中国人意义世界从总体上瓦解之后的本能反映,只是他们以复辟旧有的秩序来回应这种危机,未免显得其智慧资源的贫乏乃至枯竭。

中国人在辛亥之后意义世界的丢失并不仅仅表现在君主政体被推翻这一个方面。事实上,意义的丢失只是中国人信仰危机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信仰危机在政治层面的凸现。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如此严重,除了现实政治的不如人意外,最主要的在于中国人旧有的价值体系的崩溃。

辛亥之后,中国政治并没有走上正轨,军阀擅权,武人专制,中国在推翻了满清皇帝之后,除了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获得了胜利之外,政府的权威丧失殆尽,中华民国在事实上深受中央政权衰微之苦。辛亥革命使政权的实质并无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力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中华民国仅仅剩下一幅空招牌,人民的处境甚至远远不如革命前平静、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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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信仰的危机,是当时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下的必然产物。千百年来,中国人习惯于在圣明天子皇恩浩荡的荫庇下生存。旧的皇帝推翻了,新的权威建立不起来,一般国民如丧考妣,社会精英一筹莫展,人们开始怀疑革命是否必要,进而思考如何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建立新的权威,以稳定中国的社会秩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于是有政治强人袁世凯出来接替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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