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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文化复古与民族新文化建设

[2012/2/15]
第三节 文化复古与民族新文化建设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打击,儒学本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期,由于各种原因的促使,儒学又有了复兴的迹象。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对儒学的新解释是这种复兴的一个原因,而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也是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为了争得正统的地位和合法性,这些军阀差不多都在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这既是为了与正在形成重要势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相抗衡,也是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一个手段。尤其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之后,文化复古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活动,而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他们拉来孔子作招牌,要求人们对孔子继续崇敬乃至跪拜。这当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特别是戴季陶这样的御用文人,以曲解的手法将孙中山孔子化,将三民主义儒学化,从而使儒学不仅重新获得合法的地位,而且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相结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蒋介石说,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学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三民主义就是从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的,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这既是中国的国魂、民族精神,又是中国立国的精神和基础。它的核心,如果从伦理和政治方面讲,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因此,他认为,要恢复民族精神,要使中国的国家民族复兴,就要先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也就是要恢复《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显然,蒋介石的这种解释既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曲解,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利用。他的真实目的,当然是想以儒学控制人心,重建秩序,以维护其一党独裁的政治统治。

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考虑,蒋介石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所谓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又称武德,即智、仁、勇)等等作为中华民国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到了1933年,蒋介石为了反共的需要,于军事极为吃紧的关头,亲自发动所谓"新生活运动",以期在更大的范围内鼓吹文化复古主义。翌年,南京政府明令规定每年的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家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重大的孔子诞辰纪念会。是年2月,蒋介石主持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7月,又在南昌成立总会。新生活运动的本意,无疑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这在蒋介石的几次讲话中讲得非常明白。他曾对他的心腹说:"你们光喊攘外安内和拥护领袖还不行,应该从范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来更有力地反对共产党。"至于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蒋介石也亲自规定为"礼义廉耻"四个字,要求全体国民将礼义廉耻四维完全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上面,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显而易见,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巩固其一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

对于国民党利用儒学进行的法西斯统治宣传,中国共产党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起而反对。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中说,蒋介石所强调的四维八德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若一按诸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理弃义,寡廉鲜耻。张东苏也在《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一文中说,南京政府当局忽然尊孔起来了。然而很不巧!正值日本人也在那里尊孔;满洲国也正在尊孔。孔子的思想确实应该尊重,但是从事于此的人必须躬行实践,应该用自己的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论来尊孔。然而不幸得很,中国历史上的尊孔者几乎从来都是利用孔子。他们利用孔子做了无数的罪恶,却不曾被人们发现,于是一概记载在孔子的帐上。于是推崇孔子的人愈推崇孔子,而痛恨孔子的人便愈痛恨孔子。

正是基于这种政治现实,在蒋介石提出尊孔之后,一些不通文量的军阀也开始利用孔子为自己服务。据胡适《南游杂记》记载,他在1935年初南游两广的时候,发现南方的军阀如陈济棠等人对孔子的作用特别偏爱。陈在广东不但提倡古文,反对用语体文,而且明确提倡读儒家的经书。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祖孔是我主张的,拜关(羽)岳(飞)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我民国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预备回来做红军总司令的。但我后来觉得共产主义是错的,所以我决心反共了。"还说,他在广东的两大政策,一是生产建设,一是做人。在生产建设方面,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至于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就必须到中国古文化里去寻找。这就是他主张尊孔读经的理由。

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现实,如张东荪所说,尊孔的人越来越尊孔,反孔的人必然越来越反孔。胡适在听了陈的理由之后感慨地对陈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来说,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类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足,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残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安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没有抗议过,朱夫子也没有抗议过,王阳明、文文山也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榜样吗?" 

正当胡适对南方的尊孔读经复古运动深感忧虑和起而反对的时候,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上海十位名教授联名于1935年1月10日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们在宣言中悲哀地叹息,"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冶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形式,已经失去他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他们主张不能任其推移,而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里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要求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为此,他们提出几项具体主张,即要注意中国日前地域、时代的特殊性,对固有的文化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质地、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对欧美文化也复如此,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进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要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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