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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儒学的厄运

[2012/2/15]
第二节 儒学的厄运

五十年代在孔子和儒学研究领域里虽然具有浓厚的左倾色彩,但既然是研究,当然也应该允许这种持左倾观点的人对乃至批判儒学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批评,这实际上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到了六十年代,随着中国国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不久便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必要组成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斗争矛头便对准所谓"四旧"。《人民日报》1966年6月1目的社论号召人们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将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打倒和彻底废弃。于是不久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破四旧"运动,打、砸、抢、抄、抓等暴力事件遍及全国,民主与法制遭到了粗暴的干涉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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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四旧,基本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东西,除了一些精神性的习惯和风俗外,更多的则是中国历代遗留下来的物质文明的载体即图书文物等等。因此经过破旧的摧残,中国的文物典籍又一次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首当其冲的当然又是孔子和儒学。在这场运动中,曲阜的孔庙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孔庙中的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孔子及孔门弟子塑像被砸毁,匾额、牌位被焚烧,所造成的损失己无法估量。

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孔子及儒学方面的文物典籍虽然受到严重的破坏,但由于此时运动的重心尚不在孔子与儒学本身,因而还没有触及孔子与儒学的思想观念问题。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初,随着林彪反党叛国罪行的暴露,这一事件遂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林彪事件之后不久即提出要通过批孔来防止右倾倒退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进行评法批儒。他认为,法家历来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来是向前进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是厚古而薄今的,是开历史倒车的。毛泽东在1973年9月23日会见外宾时还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此当他看到杨荣国所写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之后,便自然下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时在1973年8月。

以《人民日报》转载杨荣国的文章为标志,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在这一运动中有三个写作班子最为活跃、最为著名,一是由江青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个批判组使用过的笔名有梁效、柏青、高路、秦怀文等。此组刚成立,即被江青指派进驻林彪住宅,调用林彪的个人档案以编辑林彪尊孔的言论,并以之作为批林批孔的资料。二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写作组的主要笔名有罗思鼎、康立、石仑等。三是由康生控制、以赵纪彬为顾问的中央党校写作组,其主要笔名有唐晓文、辛风、史锦等。这三个写作班子遥相呼应,写作并发表了一大批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要求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国。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将此文作为1974年的第一号文件发至全党全国。中共中央在批转的通知中强调:"林彪是一个地地通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通知要求,为了深入批林,必须批判孔孟之道,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深入的批林批孔运动。1月24日和25旧,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了在京部队和中央机关批林批孔的万人动员大会。

同年《红旗》杂志第二期全文发表《林彪与孔孟之道》,并发表了题为《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评论。这篇评论在谈到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时说,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迸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也才能迸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毫无疑问,批林批孔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是为了清算林彪的有关罪行。

说来也怪,作为一代名将,林彪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对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他从其政治生涯的实践中,似乎真正领悟出孔子学说的有用性。他把孔子的一些语录书写成条幅或题字、题辞作为座右铭,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中庸之道;德、仁义、忠恕等等。凡此都被视为林彪借孔孟之道以复辟资本主义、反对唯物论辩证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证据。

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些批判孔孟之道的文章的学术水准可想而知,它们除了一些政治性的宣泄外,很少有客观的研究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因而其学术上的价值便几乎等于零,其留存下来的大量文章和图书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笑柄而已。

批林批孔运动将许多相当著名的学者卷入其中。这些学者的情况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这些学者都能坚守自己的政治操守,不为利禄所左右,虽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这场运动的基本态势和进程,但至少于个人的政治节操无亏,学术品质无损。可惜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实在太少,除了梁漱溟外,似乎还不多见。

梁漱溟也并不是毕生都具有一股浩然正气。不过他在这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确实表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具的起码良心。在运动发起之初,他虽然觉得将林彪的一些罪行都归之于孔孟之道并不太妥当,但是由于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逆潮流而动,最多只能"腹诽",而不能"明言",更不要说出头露面,大唱反调了。因此他在运动之初的选择便是保持沉默,静以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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