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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史 - 新儒学的返本开新论

[2012/2/15]
基于此,唐君毅把中国文化称为"圆而神",把西方文化称为"方以智"。圆而神,就是说中国文化以神来把握万物,能与天地周流而转。方以智就是说西方文化能以理智把握事物,能得其一而不能尽其二。他说,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而非自觉地求表现,西方文化则是能自觉地求表现,而未能真成自觉地求实现。中国文化能随具体事物变化,而具与之宛转俱流之智慧,因而是圆而神。西方文化善把握普遍的概念原理,都是直的,其一个接一个,即成为方的,因而是方以智。鉴于此,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缺点在于未能多途的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该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做到尽量的多途发展。这正如一把伞,要尽量地撑开。西方文化的缺点,在于它往而不返,故西方文化虽然现时表现出奇光异彩,但将来如何,却很难说。

显然,唐君毅对中国文化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心,并认为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如欲克服自身的问题必须学习中国文化重统绪的精神。唐君毅以为由孔孟开创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核心是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于一方面以天心即人心,另一方面以常人心见天心。这种精神依宋儒的说法,就是依太极以立人极,而于人极中见太极。用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术语说,就是直接依绝对之生命精神,以成就主观生命精神,而使绝对精神生命内在于主观生命精神,并通过主观生命精神,以表现于客观生命精神。

既然中国文化的精神是这样的有价值,那么中国文化何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时是那样的不堪一击,步步退守,以至于全线崩溃?对此,唐君毅的解释是,百年来,西方文化确实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这主要表现在西方的科学思想与民主思想输入中国所造成的问题。科学的态度是怀疑的态度,是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甚至对为什么还要问一个为什么,直至问到使人自认对他所知的东西不知道为止。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都经不起追问,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并不一定坏的东西都在这种追问下逐步丧失。而且,科学方法的应用,也同样起到瓦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因为科学的方法是从事理智的分析。而理智的分析,都是从解剖和破坏对象开始的。这样,中国文化就面临着重建人文的问题。

至于西方民主思想的输入,更引起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破坏与混乱。西方的民主思想特别重视人的人格和人权,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一味加以提倡,特别是在整个文化中讲民主,而不局限于政治学的范围内讲民主,就有可能走到抹杀社会伦理的地步。比如,如果仅仅重视个人的人格,则我要维护我个人的尊严,那么可不可以不孝敬父母,不尊重别人呢?在唐君毅看来,虽然民主制度民主思想并不一定就是破坏社会伦理,但是提倡的附带效果,则可能严重破坏中国家庭和社会伦理。于是中国文化也面临着一个重建道德伦理的问题。

既然中国文化面临一个重建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重建呢?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真实不虚的存在,它贯穿于中国过去的历史中,也将贯穿于中国当前的现实历史和未来的历史中。问题是中国文化需要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就需要对症下药,就要明白中国文化的问题之所在。为此,唐君毅提出几条基本看法是:

第一,依本成末。本即根本,即本体。末即用,即本之外在表现。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或者说在度量上,在德量上,乃已足够,无足以过之者。中国文化所缺的是没有充量的表现。因此,中国文化必然依本而有一多途的发展。此即依本成末。但是尤有本而无末,有如身躯和四肢,四肢不发达,终累及身躯。在唐君毅看来,中国的先哲太偏重于视人文为人心的流露,以及视人文直接为陶养人格精神之用,而未重视使人的精神开展为一分途发展的人文世界,故有中国文化的危机。今日欲消除中国文化的危机,只有依赖人文世界的多方分途发展。中国文化只有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根基,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多途发展的精神,才能使中国文化克服危机,走上全新的发展道路。唐君毅这里的所谓多途发展,实际上就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改变原来只重视内圣而忽略外王的弊病。他认为,外王的基础在内圣,但内圣必须化为外王。没有内圣的功夫,外王的事业终不能长保,但是没有外王,内圣便缺少外在的表现。

第二,返本开新。唐君毅认为,遍观中外历史,每一新的创造,无不以复古为前导。在中国古代,不要说孔墨俱道尧舜,就是王安石、王莽也都主张复古,而他们都是要改革时代的。韩愈柳宗元倡导文学复古,但他们都是开一代文风的大文学家。韩非、王充反对复古,而他们思想的价值,却只在怀疑方面,而并不在于建树。追逐时文的,一般都是一些轻浮之徒。西方文艺复兴是复古希腊文化之古,启蒙运动时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复斯多葛派之古,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是复原始的神化歌谣之古。总之,文化发展的一般趋势,总是以复古为革新。显然,唐君毅的这种说法是梁启超、沈有鼎等人说法的延续。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揭示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的一般规律,沈有鼎于1937年在那篇著名的《中国哲学今后的开展》一文中也指出,"中国文化 同其他文化一样有它特殊的波动方式,一往一复的节律。……每一次新的文化产生,是对旧的文化的反动,是革命,同时是回到前一期的文化精神,是复古。只有革命是真正的复古,也只有复古是真正的革命。每一次新的文化产生,是综合着正反两方面的精神,而达到一个新的,自古末有的形式的。因此是前进,不是后退,是创新,不是因袭,是成熟,不是返旧;也只有创新才是真正的复古。"据此可知唐君毅的复古革新论的说法并不是最新的创造。只是他在谈到中国文化的未来怎样以复古进行救治时,明显是主张以宋明理学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础。他说,原因很简单,一切被认为复古主义的人,都是有感于当前现实的社会文化之种种弊端,而此一弊端,在距另一文化精神之前一时代,则不存在。反之,救治此一时代之弊端之文化精神,恒恰巧在前一时代;于是便重加以提出,以为改造现代的文化之缺点,而推进时代向更合理之路上走的借鉴。而今日中国文化之弊主要表现在三百年来清代学术文化使人心灵流荡而不能凝聚,散乱而不能回归。所以今天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弘扬宋明时期的心性之学,矫正清代以来的学术之偏,重新重视内圣之道的精神。从而使中国文化在宋明理学的根基上寻求多途的发展。此即返本开新的全部意义。

第三,回流反哺。唐君毅提出回流反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现实的误解。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必然要否定和废弃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今天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便自然落到流落海外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的肩上。本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将由这些海外的中国人先进行弘扬,然后再反过来影响大陆。这就是他所说的回流反哺的意思。显然,这个看法是片面的。

第四,回应挑战。所谓回应挑战,实际上是针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而言。唐君毅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但都回应过去了。然而,中国文化现在所经历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是空前的,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很好地综合以往的各种回应方式,便很难度过今天所受到的挑战。那么如何回应这种挑战呢?唐君毅认为主要是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中国文化如果能够很好地以过去的仁教去统帅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正像中国过去接受佛教而又超越佛教,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新佛教那样,中国文化便能战胜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挑战而重建自己的新体系,重新坦然地面对世界,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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