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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 - 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2012/2/16]
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 (公元前6—前1 世纪)

第一节 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代印度,这既有经济与政治的背景,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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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印度的社会性质,学术界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①但其经济肯定在空前发展,则意见比较一致。由于铁器开始普及,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劳动向深层分工,特别是恒河中下游地区,因天时地利之便,农业的发展特别显著。人们区划土地,建造人工灌溉设施,种植水稻、棉花、豆类等作物,品种相当繁多。手工业也很发达,出现了许多分工细致的专业,如冶金、纺织、制陶、制革、木材和象牙宝石加工等,工匠中有建筑师、石匠、制箭者、画师、驯马师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往来,不仅内地的商品交换比较频繁,对外贸易也十分活跃。陆路、水路商队东到缅甸,西北抵波斯、阿拉伯,南到斯里兰卡,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织物、香料、药草和金银加工品等;输入的有金银、宝石、珊瑚、金刚石等。当时的货币有金、银、铜三种,除国王外,富商及行会均可铸造。

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繁荣。在吠陀时代,印度只有村落,吠陀末期出现规模略大的聚落,后来才逐步形成周围建有围墙的城市。在佛陀的时代,据说著名的大城市有八座,即王舍、吠舍厘、舍卫、波罗奈斯、阿踰陀、瞻波、◆赏弥、◆叉始罗。国家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统治,兼控周围的聚落、村落等农牧业地区。王权由此而日益巩固和扩大,国王被认为是“人中最上者”,具有很大权势,地位空前提高,有些智者也为之倾倒,说什么“智者下劣,有权者优越”。当时北印度各国大都已演变为世袭的君主制,少数保留有传统的贵族共和制,释迦牟尼所在的迦毗罗卫国就是。

城市也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官商大贾正在成为社会新贵,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各种行会纷纷涌现,佛经中就有十八种行会之说。行会的首领被称为“长者”,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上也有很强的影响力。从恒河中下游的总体局势看,国王与上层工商业者,即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是社会上最活跃的等级,并占据统治地位。

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各国王权的上升,促使争霸战争不断发生。仅恒河、朱木拿河流域即分布有十六个国家:鸯伽、摩揭陀、迦尸、拘萨罗、跋耆、末罗、支提、跋沙、拘娄、般阇罗、阿湿婆、阿般提、婆蹉、苏罗婆、犍陀罗、剑洴沙,史称“十六国”。最初是迦尸和拘萨罗兴起;接着是摩揭陀、拘萨罗、跋耆、阿般提四国对峙;然后摩揭陀与拘萨罗争夺;最后是摩揭陀凭借自己占有矿山、肥沃土地等经济优势,及强大的军队,击败拘萨罗,确立了霸权地位。

佛教开始活动的年代,正值摩揭陀与拘萨罗、跋耆等国逐鹿炽盛时节。

拘萨罗位于恒河中游,建都舍卫城。传说该国的波斯匿王(又称胜军王或胜光王)与佛教创始者同一时代。跋耆国位于恒河下游北部,是由8、9个部族联合组成的贵族共和国,统治中心在吠舍厘城。摩揭陀国的首都是王舍城,①主要有封建制、奴隶制和原始社会末期等三种说法。实际上印度社会一直发展不平衡,五印差别是比较大的。

从频毗沙罗王统治开始(约公元前544—493年),国势日强,曾武力吞并东方邻国鸯伽。其子阿阇世王(约前493—462年)弑父登位,更积极拓展疆域,先后向拘萨罗、跋耆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阿阇世王以后的四个国王(约前462—430年),迁都华氏城。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对摩揭陀国以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约公元前430年,大臣希苏那伽利用人民起义登上王位,并征服了阿阇提国。公元前364年左右,在摩揭陀地区出现了难陀王朝。至此,恒河流域从诸国分立的局面走向了统一。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佛教的直接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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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兼并战争,使刹帝利王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战争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人民的痛苦。很多国王十分残暴,为所欲为。在早期佛教经典中,把“国王之难”与“盗贼之难”相提并论。不少人为躲避战乱和残暴统治而逃亡到山林等边远地区,或者出家。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讲,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相应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西北部,逐渐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混合同化。以吠陀为代表的雅利安文化,亦与西北印度的土著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为标志,主张用四种姓制度规范社会各个等级的社会职责,其中执掌宗教事务的为“婆罗门”,执掌军政大权的为“刹帝利”,从事生产活动的是“吠舍”,为这三个等级服务的奴隶是“首陀罗”。四种姓是神造的,不可变更,婆罗门是“人中之神”,世界之首,力图用这种说法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但婆罗门教传入恒河中下游佛教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则是相当晚的事,约在公元前8世纪。它的到来,给原有的社会结构以极大的冲击。这里的居民有的接受了婆罗门教文化及其社会模式,有的则取激烈反对态度。反对者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反馈到它的西北产地,引起连锁反应;而婆罗门教仍继续向南流传,为一些权势者所接受,持久不衰。

大约与此同时,婆罗门教内部发生分化。不少人对祭祀万能表示怀疑和不满,有人公开否认梵天(婆罗门教的创世主)的存在。一种新的思想——《奥义书》思潮在婆罗门教开始孕育成熟。《奥义书》主张世界万物是超言绝象的精神本原“梵”的产物,以“梵我如一”为最高的人生目标。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思辨哲学正在挣脱“祭祀万能”的宗教外壳呈现出来,为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材料。

总之,由于恒河中下游地区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列国兼并战争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比,在思想文化领域得到十分敏感的反响,加上婆罗门教文化同这个地区土著文化的交汇激荡,以及《奥义书》哲学的兴起,终于在前6世纪形成了以婆罗门教为一方,由诸沙门团体为一方的两大思潮。其中沙门的组成比较复杂,观点繁多,耆那教称它共有“363见”,佛教则称有96种“外道”或“62见”。归纳起来,除佛教之外,可分六大流派,佛教称之为“六帅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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