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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对外传播与早期佛教经典

[2012/2/16]
以为“得师如那先,作弟子如我,可得道疾”。弥兰陀王归依佛教是事实,①参见《善见律毗婆沙》。

考古已发现弥兰陀王施舍的舍利壶。此外,一些碑文还记载了大夏希腊移民信仰佛教的情况,他们供养佛舍利,向寺院施舍石柱、水池和其它物品。大夏另一国王麦曼特尔,有学者认为即是弥兰陀,其发行的货币上铸有佛像。

《那先比丘经》是研究佛教在大夏,特别是希腊移民中流布状况的重要资料。此经不假佛说的名义,也非阿毗昙式的论议,而是采用记述、辩论的方式,这在一般佛典的结构上是罕见的。与《善见律》等强调戒律禅定者不同,此经突出“智慧”在解脱中的首要作用,抬高“智者”的地位,也令人注目。此外,经中反映有以“气,为”喘息“,是”命“,是”那先“(指人的统一体,神)的观点,那先力主人及万物皆当过去的观点,这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哲学。佛教学者讲地水火风四大,希腊哲人讲水火土气四元素,而且二者都把”地“浮在”水“上,作为宇宙结构的基础,也不是偶然的。

前2世纪中叶,大夏衰落,被来自东方的大月氏征服,一些希腊式城市国家逐渐并入大月氏领地。这样,大月氏也直接承受了在大夏流布的佛教。

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人已信奉佛教。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给东汉的一位博士弟子,是有史记载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

当公元前2世纪初佛教传进大夏后,继续向西北流动,至迟在公元前后,安息(帕提亚)已有佛教传播。安息到前1世纪,已经领有西到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广大土地;在东方,前2世纪已吞并大夏的一部和印度西北的一部,这些地方都有接触佛教的条件。在今阿富汗西部迦尔拉巴特盆地的安息旧址,已发现一些公元1、2世纪的佛塔遗址。公元148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游学至洛阳,开始系统地翻译佛教经典为汉文,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佛经译者。他介绍的佛教思想被称作“禅数”学,提倡禅与慧并重,属上座系说一切有部。或许安息王室也受到印度西北部奉行有部的传统影响。

安息西北是康居,自前2世纪,建国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佛教何时传入这一地区,已难稽考。汉末康巨、康孟详分别于187、194年来洛阳译经,可能都是康居人。但他们翻译所用的原本,不是由康居带来的,从中很难看出康居佛教的状况。

佛教由罽宾(迦湿弥罗)向东越过葱岭,约前1世纪,进入我国新疆于阗(和田),于阗成了西域佛教和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镇。据《洛阳伽兰记》,传佛法到于阗的是比丘毗卢旃(即毗卢折那),玄奘的《西域记》称他是来自迦湿弥罗的阿罗汉,他劝说于阗王建造覆盆浮图,归信佛教,以祐王祚。王果感得罗喉罗变形为佛,遂造赞摩大寺供养。据此,于阗佛教一开始就与崇拜偶像有关。260年,朱士行发自洛阳,到于阗求取《放光般若经》梵本,令弟子弗如擅赍还洛阳,他本人终于于阗。大乘般若经在于阗的流行,时间可能要更早一些,但并未得到王室的支持;小乘学众以般若经为婆罗门书,横加指责,似乎受到官方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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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向南方的传播,在斯里兰卡最为发达,自阿育王时摩哂陀传来以后,这里就成了南传佛教的主要基地。前8世纪中叶,大约在天亲帝沙王统治时期,首都阿努罗陀普拉近郊建起大寺,成为南传上座部的中心,后被称作大专部。传说帝沙王还建造了另外一些寺塔拱卫他的首都。佛教上座部在这里得到国王的支持,有了稳固的基地。但也有说,大寺建成于前2世纪末。

此外,大众部案达罗(在印度东南部克里希那河下游)派对斯里兰卡的影响也很深刻。案达罗派是在制多山承认大天五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1世纪后半叶,当代陀迦摩尼王在位时(前43—前17),由太寺部分裂出无畏山部。据说当时国王支持摩诃帝沙长老,并为他在无畏山建寺。摩诃帝沙与印僧法喜所持观点与上座部不同,他们接受的是跋耆子的新见解。跋耆子就是印度在根本分派时,组成大众部的跋耆比丘,他曾公然语诸优婆塞:“应与众僧钱”。同时贬低阿罗汉,认为罗汉也有重新退堕的可能。在教义上提倡有“常我”存在。无畏山部亦称法喜部;在4世纪初,以萨迦利长老为首,从中分出,成立祇陀林寺部(南寺部)。这样,大寺、无畏山、祐陀林就成了斯里兰卡佛教的三大派别。

据南传佛典《倡导疏》记载,至迟在前1世纪,斯里兰卡已与东南亚许多地方有海上往来,包括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泰国的盘谷,以及檀马里(湄公河三角洲)等。加上有关阿育王时布教金地的传说,公元前就有一些僧侣到达东南亚地区是可能的,但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2世纪和3世纪之际,印支半岛北部,属中国交趾(越南河内)的佛教义学已相当活跃,可能是从天竺南部传进的。4世纪和5世纪之际,师子国曾派沙门昙摩奉玉佛渡海送往东晋的建康(406年)。考古学者在苏门达腊、爪哇、西伯里发现有佛陀雕像,属案达罗风格。至于缅甸和泰国,可能在4世纪,或者更晚,佛教才有较显著的痕迹可寻。总的说来,佛教由海上向外传播,速度要比北传缓慢,史料记载也少得多。

总之,从阿育王到前1世纪中,在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僧侣的足迹已达到西亚、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地区,佛教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与以后产生的世界宗教不同,它没有发动过宗教战争,它的传播主要靠和平的方式。它揭示人生诸种痛苦,并提出解脱痛苦的方案,容易拨动人们某些普遍存在的心绪;它提出的善恶报应,最受统治阶级的欢迎;它有很大的包容量,允许吸收各种异说,可以适应古代不同的民族和社会条件,并满足他们的原先或缺的需要。佛教走向世界,有它内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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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佛教经典

前已说过,佛教典籍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佛徒群众的创造,形成“三藏”这种丛书的形式,则是更晚的事。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反映了被陆续创制的典籍已经超出了僧众可以共同接受的程度,当时不一定真的有“三藏”编纂出来。一般认为,佛典的流传由口诵改为文字记载,是在前1世纪下半时的斯里兰卡,用僧伽罗文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原文据说是巴利语,有学者认为,这是原流传于西南印度的一种俗语。事实上,对已流传的佛籍,在5世纪由觉音、法护等又重新作过订正,采取律经论三藏和藏外四部分的编纂方法,也在这个时候才相对稳定下来。此中,律藏分为五种,即比丘戒本解说,比丘尼戒本解说,讲述受戒、安居等的“诸事”(犍度),通论戒的“本母”和“增—毗尼”(对戒依数递增的补充说明)。或分为三部分:分别部(戒条)、犍度(诸事)、附篇(戒条的解释)。经藏即是“阿含”,分作五种:《长部》、《中部》。《相应部》(《杂》)、《增支部》(《增一》)和《小部》(《杂藏》)。论藏也以五分分类:问、非问、摄、相应、发趣;或分七论:《发聚》、《分别》、《界》、《双》、《发趣》、《人施设》和《事》。《藏外》更是后出的,分注疏和其它两部分。所谓注疏,指原用僧伽罗语对三藏的解说,共28种,5世纪转泽成巴利文;其它包括《岛史》(成书于4世纪下半叶以后)、《大史》(成书于6世纪左右)、《弥兰王问经》(《那先比丘经》)和《清净道论》(觉音著,约5世纪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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