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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大乘和小乘的确立 - 大乘思想的酝酿和形成

[2012/2/16]
3世纪中叶在交州译经的支疆梁接,大概是由天竺经海路来的月氏人,他译出的《法华三昧经》,稍晚一些,由另一个月氏人竺法护在河西走廊重译为《正法华经》。此经站在大乘的立场,对佛教内部各派采取调和态度。

它分佛教为“三乘”:声闻、独觉和菩萨:三乘所乘工具虽有不同,目的都是为了出离生死火“宅”,故统归之一乘,所谓“佛乘”。它不但宽容了一贯反佛的调达,而且预言调达将来一定成佛。这是大乘思潮占有优势,充满自信的表现。

竺法护世居敦煌,约8世纪中,随师西游36国,带回大量佛典,经他译出的,有159部,309卷。相当充分地反映了贵霜王朝末期,佛教在葱岭附近诸国的发展情况。此中除上述诸人译介者外,还有后来被收入《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收进《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和《如来兴显经》,也有归为一般方等部的《普曜经》。其中《密迹》提出佛陀以身口意三密说法,佛徒以三密修行,为佛教向密宗的发展,奠定了真正的理论基础;《渐备经》用“三界虚妄,唯是一心作”统一“十二因缘”的多元论说法,为大乘唯识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两部经,特别用日光譬喻佛身之普被众生,由佛身发大光明,表现佛之神威和慈愍。这种将佛喻为太阳,显然是受太阳崇拜和袄教的影响。

贵霜王朝强盛时期,影响曾远及我国于阗。据《洛阳伽兰记》和《西域记》等记载,于阗佛教始自随商队来的迦湿弥罗比丘毗卢旃。他说服于阗王信奉佛法,建造伽兰。时当公元前1世纪,正值大月氏统一之际。传说所建伽兰,就是著名的赞摩寺。260年前,于阗有大乘经的消息,已为洛阳所知,朱士行遂去于阗求得《放光波若经》梵书正本90章。此经在将被送还洛阳之顷,受到于阗小乘学众的强烈反对,以为“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要求于阗王禁止传出。经过若干波折,始在内地由于阗沙门无叉罗译出。286年,同本的《光赞般若经》经于阗沙门祇多罗传来,由竺法护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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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简略的事实表明,于阗佛教在公元前即已流行,小乘佛教得到王室支持,占统治地位,大乘佛教被视作婆罗门外道,还没有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但在社会上的流通,已经不可遏制。这大体反映了当时犍陀罗和迦湿弥罗的佛教状况。

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要塞,也是大月氏佛教传进的必经之路,同罽宾、于阗、疏勒以及天竺,交往颇频繁。

3世纪下半叶,有所谓西域沙门白延者,游化洛阳,重译《首楞严》、《无量寿》等大乘经典,一般认为他就是龟兹人。

帛尸梨蜜多罗,传为西域国王子,也是龟兹人,在两晋之交进于内地,善持咒术,译有《灌顶》、《孔雀王神咒》等,被视江东有咒法之始。由此看龟兹,王室也崇信佛教,而且特别向密教的方向发展。有帛远者,河内人(河南河内县),晋惠帝时(290—306),在长安译出方等部大乘经和若干部阿含小经,也传有《无量破魔陀罗尼》等密教典籍。他声被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尤为羌人所拥戴。他的译籍,也反映了龟兹佛教的密教化状况。

由葱岭通向龟兹的第一大都是疏勒。疏勒之传进佛教。理应早于龟兹。

汉书。西域传》载,元初(114—120)中,疏勒王舅臣盘被徙于月氏;及至疏勒王死,月氏送臣盘归国,立为疏勤王。《西域记》载,迦腻色迦王兵威至于葱岭以东,“河西蕃维畏送质子”。迦王为此质子住处建立专门伽兰。有学者认为,此质子当就是臣盘。臣盘后回国为王,在疏勒推广佛教是当然的事。据后人历次游历疏勒的记载,此地供养“佛浴床”、“佛钵”、“佛唾壶”、“佛袈裟”等佛遗物非常突出,明显地保留着早期佛教的特色,所以僧人也尽是小乘学者,偶尔才有外来的大乘僧人出现。国王大都是佛教的提倡者。

在大月氏北部的康居,佛教也颇流行。到3世纪,康居的译经者来汉地已有不少,如汉灵帝时的康巨、献帝时的康孟祥、曹魏时的康僧铠、孙吴时的康僧会等,所译经典大小乘都有。他们大都是随其先人或经商,或进乱辗转进到汉地的,有的在汉地定居已经数代,因此,他们译出的经典不能完全代表康居的佛教。但他们都信奉佛教,是由康居带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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