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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与初传期的中国佛教

[2012/2/16]
第五节 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与初传期的中国佛教

一、佛救向中国内地的传播

佛教传进中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说法很多①,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无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此说源于《三国志》裴松注所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回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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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在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理惑论》说:“昔汉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

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日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四十二章经序》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但都未说明感梦求法的确切年代。袁宏《后汉纪》及范晔《汉书》等正史,亦未记其年月。后来则有水平七年(《老子化胡经》)、十年(《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三年(《汉法本内传》)、十一年(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多种说法。至梁《高僧传》,更称汉明帝于永平中遣蔡情等往“天竺”求法,并请得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建白马寺。于是佛、法、僧完备,标志着佛教在汉地真正的开端。

但是,这类记载不仅神话成分居多,内容也相互矛盾。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己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始感梦求法。

此外,还有汉武帝时传入说。《魏书。释老志》记,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说原出南朝宋王俭托名班固撰之《汉武帝故事》,国内学者一般持否定态度,但海外有些学者认为可信。

总之,根据信史胸记载,佛教传入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它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变态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①参考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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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没有缓和阶级对立,反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最终为刘秀的东汉王朝所取代。在意识形态上,董仲舒草创的谶纬神学,由于国家实行五经取士,处处需用图谶论证皇权的合理性,以致经学与妖言,儒士与方士搅混不清。王莽改制用图谶,刘秀取国也用图谶,图谶成了两汉的官方神学,既是文人做官的门径,也是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的舆论工具。史载第一个接受《浮屠经》的是汉哀帝时攻读《五经》的“博士弟子”,同当时的这种风气是相适应的。

《后汉书》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佛教在这种大背景下的具体情况。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后汉书》本传记:“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

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讬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明帝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中傅,明显含有表彰和推广的意思。后来刘英广泛交结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图书“,企图谋逆罪被废,次年,在丹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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