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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中心的转移 - 印度佛教的经院化和密教化

[2012/2/16]
伴同印度教在五印范围持久地扩展,佛教逐步向几个文化大国和主要寺庙退缩,由此造成了两个关系重大的后果:一是佛教的经院化,一是佛教的密教化。经院化把佛教的理论阵地全部限制在寺院之内,特别是那烂陀寺,除在逻辑方面有些新贡献外,只能作些细琐的注释和无关宏旨的争论,这就扼杀了佛教的理论生命。密教化似乎为佛教重新夺回群众,开辟了一条新路,但也因此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固有本色,反而成了信徒离开它投向印度教的桥梁。佛教在自己本土,不但受到日渐南下的伊斯兰教的威胁,它自身的内在结构,也危机重重。它的新出路是越过自己的国境,从南北两路持续地向东流传,造成一股历史大势。到7世纪和8世纪,中国的隋唐和吐蕃,密切结合本地的传统文化和土蕃信仰,形成了两个新的佛教传播中心,即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大约与此同时,以斯里兰卡为基地的南传佛教,也有新的变化,与汉传佛教一起,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诸国。

据玄奘所闻,僧伽罗国有伽兰数百所,僧徒2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大寺派依然是斥大乘,习小教;无畏山寺则学兼二乘。总的看,斯里兰卡的佛教依然兴盛。

公元4世纪,师子国王尸迷法拔摩(约352—379年在位)曾请笈多王朝的三谟陀罗崛多王(约330—375年在位)帮助在摩揭陀佛成道的菩提树附近建立“摩诃菩提僧伽兰”,专门安置自楞伽岛来此巡礼的僧侣。玄奘到时,此寺有僧近千人,亦习大乘上座部法。公元7世纪前后,大乘上座部当是斯里兰卡佛教特有的派别。作为佛牙舍利产地的印度羯陵迦国,有伽兰10余所,僧500人;坎贝湾东岸的跋禄羯呫婆国有寺10余所,僧300人;卡提阿瓦半岛及其东岸马希河一带的苏刺侘国,有寺50余所,僧3千人,也都属于大乘上座部。它们都是沿海国家,受斯里兰卡佛教的反影响是很方便的。

所谓大乘上座部,当是接受大乘思想的小乘上座系统,无畏山寺派是最显著的代表。但这“大乘”的内涵,日前还未弄清。从汉文文献看,佛牙供养和密教兴旺是7、8两个世纪楞伽岛上两大突出现象,这与修禅持戒维持佛教早期思想的上座部传统,严格说来,是格格不入的。斯里兰卡的佛牙供养,名振东方。据义净记,仅7世纪中后期,唐僧前往瞻礼佛牙的就有大乘灯、义朗、无行、僧哲等8、9人,其中僧明远曾潜入阁内,密取佛牙。另有高丽玄游,随师僧哲在这里出家,并定居岛上。佛牙对岛外佛徒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是斯里兰卡佛教变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唐代传播密教的开元三大师,有两个人与斯里兰卡有关。其中金刚智(671—741年)于南印修学《金刚顶瑜伽》等密典,来唐之前,两次往楞伽城,住无畏王寺,顶礼佛牙,涉楞伽山顶,瞻仰佛迹,曾被师子国王室哩室罗延入宫中供养。室哩室罗王可能就是阿迦菩提四世,他接受密教信仰,崇奉的也属金刚乘系统,中心在南传上座部大本营的大寺。另一个人是金刚智的弟子不空(705—774年),本身就是师子国人,随师入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被遣送回国,受到师子国王尸逻迷迦的“殊常”礼接,迎住佛牙寺,“重学秘密总持,三密护身,五部契印,曼陀罗法,三十七尊,瑜伽护摩,备皆精练”,经8年,奉王命献方物至唐,天宝五年(746)抵京。据此可见,斯里兰卡的密教到8世纪中已相当发达,它的几个主要寺院,都是密教的基地。在古首都考古发现,13块铜板上镌刻的全是密教陀罗尼。密教沿海向东传播,斯里兰卡成为最重要的口岸。直到晚唐时期,还有师子国来唐僧人译出《吒呮罗天女法经》。

10到11世纪之际,北宋再次打通了海上交通,与斯里兰卡的往来也有所恢复,师子国沙门先后来中国的有佛护、觉喜、觅得罗、妙德等,带来的有梵经、佛舍利、菩提树和画像等。但一般认为,由于密教的盛行,冲击上座系统的传承,致使戒律败坏,佛教衰微。传说到公元1072年,维阇耶巴护一世(1055—1113年)再次打败注辇人,企图着手整顿佛教时,国内竟然已无5个受过具足戒的僧侣来主持剃度仪式。

三、佛教理论的经院化和大乘两派

7世纪以后,表达佛教哲学新体系的经典和论著,日渐稀疏,能够影响时代的佛教哲人也寥若晨星。小乘正量部在枝节问题上尚有若干新意出现,而以擅长义理著称的说一切有部,至此已大都不知所云。能够支撑理论场面的,主要是大乘瑜伽行和中观两大派别。五天竺佛教的义学活动日渐萎缩,而且集中在几个大的寺院中,像摩诃菩提僧伽兰(大觉寺)和超行寺等,特别是摩揭陀那烂陀寺的经院一隅。

那烂陀寺,意译施无厌寺,在今印度的比哈尔邦巴特那境。传说该寺建立的年代极早,但直到帝日王(即笈多王朝的拘摩罗笈多,415—455年在位)才建造成为真正的学术中心。此后,经过历代诸王的续造,到玄奘来游时(约633年),已扩建成为拥有6院的全印最高学府,除佛教大乘兼小乘18部外,同时开设“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寺内常住僧4千余人,“外客道俗通及正邪,乃出万数”。约675年义净再来时,那烂陀寺增为八院,寺内僧众有3500人,外道诸派10余个。平日各承所宗,并无交杂,“若有斋会聚集,各各自居一处,并与僧尼无竞先后”。寺内讲座,日百余所。793年,当寂默(牢尼室利)离开那烂陀时,该寺扩大成九寺一门,周围48里,住者仍有万余人。976年由印度回国的继业说,围绕那烂陀寺南北还各有数十寺。本时期的佛教学派和佛教思潮,大部与这个学院有关,印度内外的佛教巡礼者和佛教学者,也大都以这里为活动的轴心除了玄奘和继业等外,在这期间到那烂陀寺留学或巡礼的中国僧人,还有7世纪的义净、玄照、道希、道琳、无行、灵运、道生、大乘灯、佛陀达摩等,同时还有经唐境来的新罗僧人慧业、阿难耶跋摩等。8世纪下半叶,唐僧悟空也在那烂陀寺参学8年。由那烂陀寺学习出来对外传道的僧侣,当为数不少,其中7世纪初入唐的波颇蜜多罗,8世纪初和8世纪末分别入唐的善无畏和般刺若,就是著名的代表。吐蕃赤松德赞(755—797年)曾礼聘那烂陀寺的寂护及其弟子莲华戒入藏弘教;受阿里王子绛曲微之请入藏传法的阿底峡(982—1054年),在那烂陀寺任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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