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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中心的转移 - 印度佛教的经院化和密教化

[2012/2/16]
陈那的因明学,经他的弟子自在军、天主的发展,在论证的形式上完善了不少,但对陈那的整个量论涉足不多;护法则连因明的著述也没有。法称继承了陈那的《量论》,又重向自在军和天主问学,将量论和因明推向了历史的顶端,对于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的影响尤为深远。他的著作《释量论》(《量评释论》)、《量决择论》、《正理一滴论》等,有总论的性质,《因一滴论》、《观相属论》、《成他身论》(《成他相续论》)、《议论正量论》(《诤正理论》),则发挥总论中的四个侧面,与上三论合称“法称七支”,它们都完整地保存在藏文译本中,梵文不全。近年法尊大师将藏文《释量论》译为汉文,同时编译了《释量论略解》,大体可见藏传量论的概貌。

此外,北宋年间(986年),还译有法称的《金刚针论》,中心是批判婆罗门教的“四种姓”说,尤其是关于婆罗门拥有“成仙”和“五通”等天赋神权的说法方面,将婆罗门教弘扬的所有宗教神迹,全部安置在四种姓一律可以后天修持获得的基础上。

法称的量论,突出了语言与思维一致的原则。按传统的因明理论,比量中的“自比量”、属于个人内在的逻辑推理,“他比量”则是用语言表达给他人了解的逻辑形式,二者在正确程度上是允许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思维可能是正确的,语言不一定正确,反之亦然。语言与思维的这种分离,在辩论中可能出现两家立论各有理由,同样成立的情况,陈那称之为“相违决定”。

法称的量论否定了这种情况的逻辑意义,认为正确的思维,必须同语言表达的正确一致,两个相反命题不可能同时成立。与此有关,法称改造了陈那的三支比量。认为宗、因、喻中的“喻支”,应该与“因支”合为一体,放置于三支作法的最前面,使之“为他比量”更加具有演绎推理的性质,也合乎通常人的思维习惯。此种变革,与玄奘承袭护法、清辨而完善化的陈那三支作法,即更带有归纳推理性质,是有差别的。

瑜伽行学派经过法称的发挥,使陈那开辟的“量论”领域大加扩展,几乎成了阐述唯识理论的唯一途径。受到他的熏陶的学者很多,仅注解他的“七支”著作的就有15家,共21部,与此有关的,还有60余部。汉文没有译本,也大都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中,另外有一些梵文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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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称之后,瑜伽行派的有影响人物是月官(梵音旃陀罗瞿民)。他生于东印度,活跃在7世纪下半叶。传说他通晓内外,博学多才,有关世间声明和工巧、佛家赞颂和义理等四类著述各有108部,总计432部,号称“大才雄菩萨”。在佛教方面,特别弘扬《般若经》、《楞伽经》、《月灯三昧经》和《华严经》的《十地品》、《入法界品》,这大体可以看出他所宗敬的倾向。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他的一个偈,以为“毒境”比之“毒药”危害更重,可知他的为学重点在治理“毒境”。汉文译籍中没有他的著作,藏译有40余部,多半属于密教性质。其中,月官注释声明根本经典《波腻尼经》的《旃陀罗记论》,被称作“难学论师派”,与刹帝利出身的自在铠的注释《迦罗波经》,被称作“易学王者派”,并列为西藏研习梵文者的必读书。月官的另一著述《菩萨律仪二十论》,将大乘菩萨戒的条例略作开合,成为藏传佛教菩萨戒的主要依据。月官即以精通声明和显密二教闻名藏传佛教。

从哲学体系上看,瑜伽行学派和中观学派一开始就存在明显差别,前者的理论重点在于成立唯识无境上,后者则侧重于否定人的认识能力。由此形成两种全然不同的思维方法,如果再向两端发展,就可以形成严重的对立。

传说龙树对于正理派和因明学的逻辑方法,有过严厉地批判,认为它们有助于堕入执着而无益于把握“实相”。汉地佛教对“戏论”和“名相”之学的抨击,就包括有瑜伽行学派在内,藏传佛教中的反响也很强烈。传说弥勒、无着在《菩萨地》中对“恶趣空”的指责,就是针对中观学派的。“恶趣空”否认因果铁律的真实性,也否认佛和涅槃等的真实性,当然为愈益宗教化了的佛教所不能容忍。这种对“恶趣空”的清理,也曾成为汉、藏佛教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不过将这两派的对立尖锐化起来的,还是从中观的清辨及其门徒同瑜伽的安慧、德慧、护法等人的辩论开始,到了月称和月官,推向高潮。

据说月称用中观的“无自性”说解释“中道”,月官从瑜伽的“唯识性”阐发“中道”,连续争辩达7年之久,最后以瑜伽行派的观点取得胜利告终。

当然,这主要是藏传佛教中的一些记载。

事实上,中观和瑜伽都把认识面对的现实世界看作是忆想分别的产物,也是一种必须承认的、假立的存在。所以在对待社会实践和断定人生价值方面,有更多相通之处。就理论自身言,无自性与唯识性相互靠拢,也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就在大乘这两个派别发生争论的同时,也出现了强有力的调和者,这就是在印度留学的唐僧玄奘。

玄奘在当时的印度学术界有极高的权威,他曾经在戒日王召集的曲女城大会上,面对18国国王、4000余僧、2000余外道,用他自著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的论点立宗,驳斥小乘正量部对于唯识学的批评,维护大乘二派在基本思想上的统一。在18天的会议上,没有人能提出反对的观点来,获得“大乘天”的称号,影响巨大。《会宗论》三千颂原是为调和那烂陀寺瑜伽贤戒和中观师子光两家对立的作品,尽管他是站在瑜伽行学派的立场上立论的。可惜的是,玄奘在印度的论著没有流传下来,具体内容已不可知。

到8世纪,东印度的寂护在那烂陀寺担任主讲,远承清辨和法称的思想,明确地把瑜伽行派的学说纳入中观派之中。比寂护稍前一点的有智藏一家,加上寂护及其弟子莲华戒,号称“东方自立量派”的三大家。但特别能够从中观派立场上融会大乘这两大派于一炉的是寂护,人称“瑜伽中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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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护的主要著作是《中观庄严论》和《摄真实论》,二者都有藏译本。

前一论著对于中观派的基础概念“无自性”作了“唯识无境”的补充:正因为一切“唯心”,所以诸法“性空”,由于“境”是虚妄,“心”亦非有。

寂护的后一论著,用瑜伽行派的“真实论”批驳佛教以外流行的各种“真实”观,对此,莲华戒有详细注释。“真实”论是讨论世界本体和真理问题的,他们的论、释保存了印度哲学史上的许多重要资料。此外,寂护还注释过法称的《论议正理论》,对于量论也有所发挥。莲华戒另著有《修道次第论》,有北宋年间(1009年)的汉译本,题名《广释菩提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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