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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隋唐五代佛教的昌盛与创造(续)

[2012/2/16]
严格地说,五家七宗的哲学特色不多,始终保持一种杂糅诸学,随机应境施教的倾向。直到宋初,禅僧中普遍劳动、上下均力的制度没有大的改变,看不到师徒间有显著的分化。而思想上更趋超脱,追求伸屈自由。一些有见识的禅僧,多由参学诸山名家而独树一帜,以致“行脚”、“参禅”成风,禅师间平等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应机接物”、“开堂”说法的成与败,也就成了决定禅师地位的重要因素,处理好宾主师徒间的往来酬对,则变成了日常重要议题。禅宗五家各有自己的“家风”、“门庭”、“宗眼”(宗旨),主要表现为这种应机接物的方式,当然也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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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济一家“应机”多用“喝”与“棒”,棒打喝斥成了交流某种道理的中介,时称“棒喝”。所以灌谿志闲说:“我见临济无言语,直至如今饱不饥”。事实上,义玄也很重视灵活运用语言的艺术,他说:“夫一句须具三玄门,—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所谓“三玄”中“体中玄”,指由正面言说显示本宗道理:“句中玄”,指以语义不明的言说显示妙理:“玄中玄”,指极尽言说之妙,以体现真理之玄的境域。所谓“三要”与“三玄”配合,指示言说不失本宗的要点,第一“要”强调破除外境,第二“要”注意不执着言句,第三“要”重视随机发动。汾阳善昭说:“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言道易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新。”他把“三玄三要”的理论基础概括为“得意忘言”,认为言说的含义可以很多,都不能完全表达真实意境,但借作一种手段,可以随机翻出许多新花样。

义玄还有两段名言:“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我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前段称“四料简”,后者名“四照用”。“夺人”指摈斥“我执”,“夺境”指摈斥“法执”。“照”谓寂照,指般若空观;“用”谓妙用,指承认假有。意思是,他的言说全在临机发挥,讲空说有,或夺或不夺,言不尽意,没有常规,他人听来,总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而说者并不因此迷失本宗。

义玄设立主客问答成败的方法为“四宾主”。他假立善知识是师,是主;学人是徒,是宾。双方言论往来有四种情况:“宾看主”,学人比禅师更有见地:“主看宾”,与上述情况相反:“主看主”,禅师与学人见解一致:“宾看宾”,禅师与学人见解都错,是参学双方无可挽救的失败,因为学人本来是“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却“更与安一重枷锁”。

义玄的宗旨,是打破一切枷锁。他认为,“佛”就是“心清净”,“法”就是“心光明”,“道”则是所思所行“处处无碍”。因此,真正的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作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他倡导“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骂辱诸小儿,向逆顺中觅人”。又号召“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这些话的根本目的,是要人们把解脱的希望寄托在“自悟”、“自信”、“自主”的基础上,可以说是禅宗创始以来的一贯主张,但发展到公然提倡呵佛骂祖、非经毁行的程度,使佛教的传统面貌完全丧失了。禅宗反对偶像,轻蔑教条的风气,至此达到顶端。

曹洞禅也有一套接待学徒的方法,叫做“权开五位,善接三根”,即用五种不同的说法,分别对待上、中、下三类参学者。这“五位”是用君臣、偏正、事理、体用等概念表达对佛教基本问题——“色”、“空”关系问题的理解,亦称“君臣五位”。其中“正位”指“空界”,谓“本来无物”;“偏位”指“色界”,谓“有万象形”。结合君臣事理等看色、空关系,可以发生这样一些认识,“正中偏”,是“背理就事”,“偏中正”,是“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这类说法,在有关的记载中不尽相同,总的意思是清楚的:对于空有、理事、君臣等,若看成是各自孤立的两“位”,固然不对,说成二者可以舍此入彼的关系,也不正确。唯有体现“非正非偏”、“君臣道合”的“兼带语”,才是“虚玄大道,无着真宗”,而这“兼带语”,也就是离色离空达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的境地,也即是华严宗讲的“理事圆融,事事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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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曹洞宗同出于青原一系的法眼宗,也受华严宗“理事”思想的影响,提倡佛教内部的融合。清凉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提出“理事不二,贵在圆融”口号,认为当时禅宗弊端很多,挽救的最好办法是实行禅教统一。这一主张,反映了五代后期禅宗思想的新变化。曹洞宗吸收华严思想,则更注重与儒家学说的融合。它提倡“臣奉于君,子顺于父”,“修己行孝,以合天心”的伦理原则,同时起用儒家经典《周易》来为它的“君臣五位”作解,如良价的《宝镜三昧歌》,本寂的《五位旨诀》。进入宋代,禅宗思想与儒家的距离愈益缩短。

华严宗和禅宗的宗教哲学都曾予程朱理学以重大影响。但宋代华严宗已极衰微,经籍散佚,而禅宗五家中临济、曹洞、云门三家却仍然保持着某种繁荣局面。由于禅教融合的提倡,禅僧为适应当时士大夫参禅之风,普遍对华严教义表现兴趣。所以,宋代理学家接受华严学说,实际上是通过五家禅,尤其是曹洞禅进行的。程朱反复申述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与曹洞宗的“君臣五位”说有着内在的联系。陆学则更直接了当,几乎把禅宗的精髓溶入自己学说之中。总之,程朱和陆王都曾从后期禅宗五家那里吸取营养,禅宗自身发展理论的能力反而枯竭了。

6.密宗的兴衰

概况

密教经典传入内地的时间很早,多属真言咒语《或称“陀罗尼”、“总持”)性质。三国时,竺律炎译《摩登伽经》,支谦译《无量门微密持经》,都很有名。西晋永嘉中(307—313),帛尸梨密多罗在建业更专门传播陀罗尼法门,译有《大灌顶经》、《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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