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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隋唐五代佛教的昌盛与创造(续)

[2012/2/16]
寂护是印度瑜伽中观派的创始人,他的宗教理论带有浓厚的经院烦琐性质,对于寺院佛学尚未起步的吐蕃来说,当然是难于接受的。传说寂护临别时建议赤松德赞“迎请邬仗那的密咒大师莲华生前来调伏魔障,显扬佛教”①。可能寂护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密教才能为佛教的传播扫清道路。赞普大约同意寂护的意见,所以过了一个阶段,又派巴。赛囊去尼泊尔迎寂护。在芒域,巴。赛囊遇到寂护和被邀的莲华生,他们一起辗转到达桑耶。在这里,寂护讲经,莲华生显示“神通”,开始了西藏佛教以密教传法的新路。

莲华生号“乌金大师”,乌苌国人。乌苌也是密教活动的中心地带。被视作出长生术的地方。他在桑耶,以神通降伏一切天魔非人,咸令立誓,改心向善,作正法护佑,也就是用类似苯教那套神秘的巫术,迎合人们相信驱魔摄鬼的传统心理,将苯教神灵穿上佛教衣装,吸收到佛教的神灵世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许多印度的密咒大师接踵而来。与此同时,由开元三大士所创密宗在唐王朝两京和西域的军民中,受到崇奉达到高潮,对吐蕃无疑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些,为后来佛教在藏族社会的地方化,形成别具一格的藏传佛教,揭示了方向。

公元8世纪后半期(约779年),在吐蕃王室的支持下,于山南泽当地方建成桑耶寺。这一工程由寂护设计,仿照印度的欧丹达菩黎寺(意译飞行寺),按佛教传说的世界结构建造。中分须弥峰、十二洲、日月二轮,外有垣墙围绕,四角建四舍利塔,四门立四碑。主殿分三层,下层取藏式建筑,塑像为藏人型;中层建筑采汉族式样,塑像仿汉人形貌;上层为印度式建筑,塑像为印人模样,大致反映了三种文化形态在新兴的佛教文化中的亲疏结构。全寺没有泽经、密宗、戒律、禅定、声明等部和财务部,成为西藏最早的一座兼具印汉佛教和显密同修,并拥有独立财产的寺院。藏族出家为僧的制度也从此形成。据说,由寂护任剃度仪式的堪布,为藏族贵族、平民7人举行了剃度仪式,成为藏族最早出家的僧人,号称“七觉士”。继后,又有300余人出家。

②刘立千:《印藏佛教史》。

①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8章。

在建造桑耶寺之前,佛苯曾开展过一次重要的争论。扎达陆贡等崇苯大臣和赞普王妃属庐氏一起宣称,佛教并不比苯教优胜,信仰佛教没有好处;而“信佛大臣和汉地和尚、印度大师”等认为,“佛教与苯教好比水火,无法共处,同一地方兴两种宗教不祥”,建议佛教和苯教比试辩论教理,如苯教获胜,佛徒们各回家乡,“如佛教胜利,则应废止苯教,在吐蕃弘扬佛教”。①据说当时还有27名贵族联名给赞普上书说:“旧法(指苯教)已不适用了,请王发展和遵行佛法”。于是赤松德赞组织了一次辩论会,在墨竹苏浦地方江布园官前举行。佛教方面以寂护、莲华生、无垢友为首,苯教方面以来自香雄的香日乌金等为首。辩论的结果,苯教败北。赞普宣布佛教有理,给苯教徒指出三条出路:1.改信佛教,当佛教僧人;2.放弃宗教职业,做王朝纳税百姓;3.既不愿改教,又不愿当平民者,流放边远地区。同时将苯教经籍或毁或埋,禁止流通。但苯教的祈祷吉祥、禳解、火葬、烧烟祭天、焚魔等仪式,则加以保留,为后来的佛教所吸收利用。当然,苯教也并未因此而消灭,它也吸取和改造佛教教义,成为有教理教义和经典的新苯教。

为了进一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采取传统的盟誓形式,在统治集团内部巩固兴佛成果。这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在桑耶寺共举行两次,参加者有王子、诸尚论、诸内相、诸外相、诸千户和将军们。与盟者向神歃血宣誓:长信三宝,奉行佛言,像祖先赞普那样供佛,取得善知识的确实支持。不遵誓言将堕入地狱,如遵守盟誓,即可成无上正觉。盟文用金汁或银汁写成几份,置于金匣里保存起来,重要的内容还勒之石碑,公布于众。这一著名的“桑耶大誓”表明,佛教已经完全进入吐蕃统治集团,开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汉僧与摩诃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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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佛教既受印度、尼泊尔的影响,更受唐和西域的影响。7世纪下半叶以来,吐蕃势力重点向三北和三东扩张,与唐王朝的西部边疆和属地大面积的接触,有战有和,有杀掠俘虏,有经济文化交融。此中,佛教成了沟通汉藏人民相互联系和了解的重要纽带。781年,唐德宗应赤讼德赞之请,遣良琇、文素二学问僧去吐蕃讲学,二人轮流前往,两年替换一次。吐蕃曾时断时续地控制着由长安经安西四镇、逾葱岭的佛教通道,对占领区的佛教采取保护和扶植政策,也强化了与仅地的关系。

敦煌是介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古城和佛教重镇。8世纪下半叶由吐蕃占领,原唐瓜、沙二州僧统吴某继续留任僧统。据《吴僧统碑》文称:“圣神赞普,万里化均”,四邻广附,“佛日重晖”。时沙州(敦煌)有大禅师摩诃衍等三汉僧,奉赞普命至逻娑(拉萨),传播内地禅宗宗旨,“令百姓官僚尽洞晓知”,受到皇后没卢氏,赞普姨母及诸大臣夫人30余人的信奉①。

据说摩诃衍“判佛教为顿门与渐门,并谓吾法易修,利益广大,其修供养礼拜等身语妙行不能成佛,唯全无所作乃能成佛耳。西藏僧俗多随之修”。寂护死后,禅宗更有所发展,“唯有吉祥音与宝护等少数僧人,仍依静命之教法而修”。

①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①《顿悟大乘正理决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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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桑耶寺专门设立禅那部,说明禅宗在吐蕃的势力足以与密宗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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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衍自述本宗指归为“离言说相,离自心分别相”,同时又依《法华》讲三乘方便,凡属三归五戒十善,以至于一称南无佛、一合掌一低头,都看作是入道法门。因此,他既坚持不依经典,不重仪轨,不涉神通的自家传统,也不反对采用其它修持方法,起码到拉萨以后,他是取和解态度的。摩诃衍的“顿悟禅宗”受到婆罗门僧的强烈反对,以为汉僧所授“并非金口所说,请即停废”。赞普诏令双方“商榷是非”。此中问答条目颇多,中间婆罗门僧与某些大臣谋结朋党,有追随禅宗的吐蕃僧因此而捐躯殉法者。直到戍年(794),诏命“摩诃衍所开禅义”,“任道俗依法修行”。

据以后的藏传佛史记载,这次密教与禅宗的辩论,在密教方面,是派人去印度迎请寂护的门徒莲花戒来吐蕃,作主要代表进行的。莲花戒(约730—800),以注释寂护的著作而知名印度,撰有《修道次第论》、《菩提心观释》等。在质难摩诃衍中,莲花戒认为,假如一个人全部放弃他的意识活动(无念),仅仅通过“瑜伽”(特指禅定)去认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道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他对自己说我将不想一切法,我将不要有一切思虑时,这已经是一种思想,一种念头。如果完全没有思虑(无为、无想),才是应该追求的最高目的,那么,只有丧失知觉能力的人和醉汉才最接近顿门的理想。归根结底,人们不可能通过无念无思无为达到成佛的目的。辩论的结果,摩诃衍一派失败,被迫向莲花戒献上花环,返回内地。赤松德赞下令,有关汉地佛教的经典禁止流通,不许吐蕃人学习禅宗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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