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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隋唐五代佛教的昌盛与创造(续)

[2012/2/16]
有关这次密禅之争的记载,汉文史料比藏文史料要可靠一些,因为前者全是当事人的原始文件。但禅宗作为一个宗派,在西藏确实没有流传下去,这不仅因为引禅师入藏的赤松德赞在这次辩论之后不久老死,而且由于禅宗那种放浪形骸、任运自在的风格就没有发展的足够土壤。虽然如此,禅宗的某些重要思想仍为藏传佛教所吸收。如后期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都含有禅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类思想。土官《宗教流派镜史》说:“心要宗(即禅宗),汉人呼为宗门,就其实义与葛举巴相同,即大手印表示之传承”。西藏密宗宣扬的“即身成佛”和禅宗讲的“顿悟成佛”,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讲价廉的“快速成佛”法。至于他们都以般若和唯识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那就更加一致了。

赤松德赞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禅宗等讲修兼收并举,同时要求将龙树的中观论和一切有部的戒律,作为理论指南和行为准则。此时所译典籍,密教方面除无上瑜伽部,显教方面除《阿含经》类及部分中观论和《因明论》外,其余的显密经论大体上都已具备。这样,赤松德赞由建造佛教寺院,剃度藏人出家,开始确立僧伽制度,广译经论,讲学修行,引导佛教对外战胜苯教,对内解决宗派之争,为佛教在吐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信仰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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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赛那累、热巴巾与佛教的高度发展

继赤松德赞的是牟尼赞普(797—798在位),在位时间极短,但努力兴①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卷1.沸。他参加桑耶寺举行的重要宗教仪式,表示王室对佛教的重视;曾三次下令在属民中平均财富,争取破产平民对佛教的支持,也就是对王权的支持。

结果是加剧了王室同贵族间的矛盾而无法继续下去。据说,从赤松德赞开始,即用王朝收入供奉僧众,牟尼赞普继续执行这一措施,并将它巩固下来,使西藏佛教具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意义是深远的。

牟尼赞普于798年被母蔡邦萨毒死,由他弟弟赛那累继赞普位(798—815年在位),又称赤德松赞、牟底赞普。他之能够当上赞普,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一批僧人的支持。他的“师僧”叫娘。定埃增桑布,赛那累继位后,对娘。定埃增桑布为首的僧人倍加信用,同时采取新的措施扶植佛教的发展。他修建了著名的申德噶琼寺,该寺修建时的石碑还在①。

经典翻译这时也有新的开拓,使“三藏经典得以大备”。赛那累特别命令优礼僧侣:对已经出家的人,不许再受别人的奴役,免征他们重税,不让他们做体力劳动,使他们受到保护,并由赞普给以尊崇的地位。赛那累还规定,凡有三宝的地方,所需供养不得减少。

赛那累扶植佛教的措施中,影响最大的是将佛教引进王室,令僧侣参政,管辖教育。他让长子臧玛出家为僧,以抬高僧侣的尊贵地位。又在王宫设置供奉“三宝”的道场,表示王室对佛教的虔诚。早在赤松德赞时,曾任命僧人担任“却论”,以分减世俗贵族大臣的权势。赛那累更设置“钵阐布”(特指参与国事的大僧人),其地位排在王妃、小邦王子之后,大沦(宰相)之前②。赛那累还规定,赞普的子孙从幼年到执掌国政,都要以佛教僧人“善知识”为师;新立王妃和新任大臣都要在立誓信佛的人中选立和任命。这样,佛教上升成为国教,僧侣干政和佛教教育开始影响西藏社会的全部生活。

赛那累死于815年,他的第五子热巴巾即赞普位(815—838在位),又称赤祖德赞,唐书译为可黎可足,是吐蕃王朝将佛教推向顶峰的人物。在藏文史籍中,他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合称“三大法王”。

热巴巾推动佛教发展的重要措施,是组织校订前此所译佛典和大量翻译新经。他规定翻译主要应以梵本为据,以大乘显宗为主,限制密宗经典译介,小乘佛教则只允许传译“说一切有”部的论著。这次译经要求统一体例,统一译语,使译文能够清楚准确地表达原本的含义,从而推动了整个藏文的改革,包括改进拼写规则,丰富词汇内容,完善语法结构等,在历史上被称为藏文规范化运动。这对巩固藏民族的统一,促进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受汉地佛教编目学的影响,吐蕃佛教自赤松德赞时期即已开始对藏译佛典进行编目,当时由译师完德贝则热支达等人将存于旁塘噶麦佛殿的佛经按8个音节为一颂,300颂为一卷计算,登记了佛经章节篇目,被称为《旁塘目录》。此后,又由贝则等把在东塘丹噶宫的所有佛经译成藏文,并将校勘订正过的经论篇目制成目录,称为《丹噶目录》;再后,又把钦浦宫的全部佛典编制成目,称为《钦浦目录》。这三个目录至热巴巾时最后完成,并规定,凡见诸上述目录的经典不再重译,所录译本均经修订,可作范本。这表明,译经事业始终掌握在统一的王权手中。《钦浦》、《旁塘》两录今已不存,

①此碑文收入意大利学者图奇的《藏玉墓》一书的附录部分。

②参看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此书成书于1564年,藏版于山南洛扎岱瓦宗拉陇寺,故又名《洛扎教史》。作者陈瓦本名顿珠,属噶举派。

《丹噶目录》中收入的书目有六七百种,包括赤松德赞以后的部分译籍。

热巴巾本人也带头崇佛,他布物于地令僧人坐踏,表示他对佛教的虔诚。

他广造佛寺,用玉石做建筑材料。他还规定,每7户乎民要负担供养一个僧人,即所谓“七户养僧”制度;同时拨给寺院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固定寺产。大臣蔡邦。多日所建江浦寺的碑文说:“赞普天子赤祖德赞恩诏,在堆垅江浦地方建寺,立三宝所依处,住有比丘四人,作为寺院顺缘之奴户、土地、牧场、供器、财物、牲畜等一并交付寺院,作为赞普常川不断的供养。”说明政府拨给寺属庄园的制度已经确立。

热巴巾承袭赛那累的做法,继续把王朝军政外交大权交给僧官钵阐布贝吉允丹掌管,并使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大臣。他对于反佛情绪和行为,一律严厉镇压。据说,他规定:“凡以恶指指僧人者断指,以恶意视僧人者剜目”。

①从赤松德赞到热巴巾,由王室自上而下地推行佛教,有对内对外的双重原因。对内,它需要将那些利用苯教、分散于部落贵族和弄权大臣手中的权力集中统一到王室,并加以巩固;对外需要与周围佛教国家争夺土地和民众,并维持和平往来。唐元和四年(809),唐蕃议和,次年徐复往使,唐宪宗赐钵阐布以敕书。长庆二年(822),唐蕃舅甥和盟,热巴中以贝吉云丹为“却论”(教法大臣),与入蕃的唐使刘元鼎主盟。可以说,吐蕃佛教在促进西藏统一,提高藏文化水平,密切与内地的联系上,是有历史功绩的。但当时佛教密教部分,已经含有相当野蛮血腥的成分。传说赤松德赞的正后才邦氏揭露金刚乘密教:“所谓嘎巴拉就是人的头盖骨,所谓巴苏大,就是掏出来的人的内脏,所谓风凌,就是用人胫骨做的号,所谓兴且央希,就是铺开来的一张人皮,所谓啰克多,就是在供物上洒人的鲜血……所谓金刚舞士,就是带有人头骨做花鬘的人。”②这样的仪轨和用具,引起藏民的憎恨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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