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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隋唐五代佛教的昌盛与创造(续)

[2012/2/16]
总观玄奘在国内所学,基本上是《涅槃经》和瑜伽行派及有部诸论。他所经历的参学路线,主要是南方摄论师和北方地论师的活跃地区,而当时争论的中心,则是由南北朝末年即已开始的心性和佛性问题。玄奘在去国时写的《启谢高昌王表》中提到国内义学状况,认为佛教典籍因翻译上的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二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他之誓死西行,就是企图解决这一疑案。①当然,西游的最后成就,大大超出他的初衷。

贞观三年(629),玄奘陈表出国,有诏不许,遂乘道俗逐丰就食之便,孤身孑影,偷出边卡,抵达高昌。在高昌王和突厥叶护可汗的大力赞助下,玄奘艰难地通过了中亚地区,进入北印度境,渡印度河,经◆叉尸罗,至迦湿弥罗。在这里参学两年,听老法师讲授《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诸论。随后至磔迦国(旁遮普西部),从老婆罗门学《经百论》、①“当、现二常”,指解释“佛性”(常)问题上的两种观点。主“当常”者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语,是指众生在将来(当)都有成佛的可能具性,而不必一定在现在已经具备佛性:主“现常”者认为,“佛性”人人具有,未来成佛,只是使既有的“佛性”现显出来。“南北二道”一般指地论师在解释佛性上的当、现二派。

《广百论》,至那仆底国(阿姆利则或费罗兹浦尔),从大德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和《理门论》;再至阇烂达国(贾朗达尔),就大德月胄习《众事分毗婆沙》,然后转入中印度境。在禄勒那国,听阇那毱多讲《经部毗婆沙》,在秣底补罗国,从德光弟子密多斯那习《辨真论》、《随发智论》,在曲女城从毗离耶犀那习《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贞观八年(634)到达王舍城,入那烂陀寺。这个经历,大体反映了北印和中印的学术状况和玄奘的学术兴趣。

玄奘在那烂陀寺被推为十大德之一,地位尊崇,待遇优厚。他着重听戒贤三藏讲《瑜伽师地论》,旁及瑜伽行派的其它论著和有部、中观诸派的代表,前后历时5年。

贞观十二年(638),玄奘离开那烂陀寺,继续游学东印、南印和西印诸国。在伊烂那钵伐多国,听两论师讲《毗婆沙》、《顺正理》等论;在南桥萨罗国,从婆罗门学《集量论》;在驮那羯磔迦国,从两僧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在建志城遇僧伽罗国两大德,问学《瑜伽要文》及僧加罗佛教情况;随后,从西印转至北印的钵伐多国(在巴基斯坦旁遮普境),居二年,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成实》等论,返回那烂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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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西有低罗择迦寺,玄奘就该寺的般若跋陀罗问学有部三藏及《声明》、《因明》等论。又往枝林山,从饮誉摩揭陀的著名学者胜军居士学《唯识决择》、《意义理》、《成无畏》、《不住涅槃》、《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并就《瑜伽》、《因明》等质疑,又两年,于贞观十六年(642),再回那烂陀寺。戒贤请他为寺众主讲《摄大乘》、《唯识决择》。

此前中观派论师师子光,用本宗“二谛”说反对瑜伽行派的“三自性”说,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加以调和。南印正量部论师般若毱多著《破大乘论》,玄奘著《制恶见论》1600颂破之。玄奘在五印学界的声誉日高,受到戒日王和拘摩罗王①的特别敬重。他们隆重会见玄奘,支持他与南方正量部的论战,或许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同时详询大唐国情,为中印友好往来沟通了消息。这次会见,决定在曲女城为玄奘召开五印论师大会。届时到会者有18国王,僧众3000余,婆罗门及尼乾外道2000余,那烂陀寺僧千余。作为论主的玄奘,将论意写出,由明贤法师读示大众,并别悬一本于会场门外,请人问难,竟18日无人发论。玄奘取得全胜,被美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继之,又从戒日王等随喜于钵罗耶伽国(恒河与阎牟那河合流处)的圣地施场,举行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到会道俗50余万,用时75天。

此后,玄奘谢别戒日诸王,踏上回国路程,重越葱岭,于贞观十九年初,被荣耀地迎进长安。首尾历时17年,亲践110国,传闻28国,遂述《大唐西域记》12卷,成为研究古印度和中亚史的重要文献。由玄奘将唐太宗与中印戒日王和东印童子王联结起来的活动,开创了中印两国正式友好交往的新篇章。②唐太宗在洛阳接见玄奘,并按照玄奘的意愿,安排他到长安弘福寺译经。

玄奘从印度共带回梵经520夹,657部,经19年,总共译出75部,1335卷,只占总种类的八分之一强。唐太宗为他的译籍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玄①东印迦摩缕波国(今阿萨姆邦西部)之国王,意译童子王,或称日胄王。②有说,公元640年,玄奘著《会宗论》,秋末晤戒日王;641年,戒日王遣使至长安,太宗命梁怀璥持节抚慰。玄奘的译介重点是瑜伽行学派和说一切有部论著,最后是对般若经类作了系统的编纂。有关上座、大众、三弥底、弥沙塞、迦叶臂耶、法密等小乘诸部的经律论,以及另外一些因明和声明的著作等,都未译出,是非常可惜的。

玄奘的翻译,是译经史上的最高成就。此前隋彦悰在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基础上,总结历来的译经情况,提出“十条”、“八备”的新要求,认为把译经事业同个人的道德素质、理解水平和汉梵文字能力统一起来,才有可能出现完善的译文。以此标准衡量译家,玄奘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提出“五不翻”的原则,规定凡汉文中无可对应和佛教特用的词,只音译而不意译,以避免望文生义。他本人是译场的主持者,梵汉精通,解决了梵师与笔受间的矛盾。因此,尽管他的翻译是有倾向的,但却能如实地表达出他所宗经典的内容。他的译文凝炼而精美,既保持了原本的文采风貌,又显示了汉文的典雅明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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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自己的著作不多。除《西域记》外,前述之《会宗论》、《制恶见论》和为童子王写的《三身论》等,不传。他的许多见解散见在他的门徒记述中。《成唯识论》是他杂揉唯识十家对《唯识三十颂》的注疏编译而成,可以看作玄奘思想的代表作,也是慈恩一宗的奠基性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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