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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隋唐五代佛教的昌盛与创造(续)

[2012/2/16]
为进一步阐述这种无尽缘起之说,华严宗又提出“六相圆融”说和“十玄无碍”说。

六相圆融也称“六相缘起”。六相是: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法藏在《华严金师子章》中以金师子为喻,说明六相关系:“师子是总相,五根差别是别相。共从一缘起,是同相;眼耳等不相滥,是异相。诸根合会有师子,是成相;诸根各住自位,是坏相。”师子是总相、同相、成相,五根是别相、异相、坏相。师子相与五根相相即相入,圆触无碍,不可分离,形成一个圆满的有机整体,故名六相圆融。一切事物都具此六相,而六相无不圆融相摄。在《华严五教章》中,法藏又用房舍与椽瓦为喻,更深入地说明六相的关系。他说,“总相”是“舍”,“别相”是“椽”。但更应该懂得,椽即是舍,舍即是椽,“若不即舍不是椽,若不即椽不是舍”,所以“总”由“别”成,“别”由“总”成,“总相”与“别相”总是“相即”的。椽瓦等同为“舍”之缘,是谓“同相”;椽瓦等相望,形类各异名“异相”。“同”、“异”也是相对而言,也是“相即”的关系。同样道理,由椽等诸缘舍义得成,由成舍故,椽等名缘,是谓“成相”;由椽等缘各住自性,本不是作舍的部分;以其本不作舍的部分,始能成舍,是谓“坏相”,这样成坏相望,成相即是坏相,坏相即是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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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关于“六相缘起”的结论是:“一切缘起法,不成则已,成则相即镕融,无碍自在,圆极难思”。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把个别事物纳入普遍联系之中,认为只有各具个性的事物,才能形成圆满的整体,而个性只有在其整体联系中,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既承认共性,又承认个性,既肯定整体,又承认个体的主张,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但由于华严宗把“相即”的关系绝对化,最终导致了无矛盾,甚至无差别的结论。也就是说,现实的矛盾和差别,最终地要被那个一般的“理”所浸没。

关于十玄无碍,也称“十玄缘起”。《华严经。贤首品》在描述佛的境界时说,一微尘中有无量世界,而这些世界又具染净、广狭、有佛无佛等不同情况,犹如天帝网交相涉入。此经还用教义、事理、境智、行位、因果、依正、体用、人法、逆顺、感应等十对名目说明世界万物的圆融无碍关系。

智俨在《华严一乘十玄门》中据此提出十玄无碍理论,阐述法界缘起相即相入思想。他的理论为法藏继承、发展。由于两人立说略有不同,故有“古十玄”和“新十玄”的区分。

法藏的新十玄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广狭自在无碍门、一多相容不同门、诸法相即自在门、隐密显了。俱成门、微细相容安立门、因陀罗网境界门、托事显法生解门、十世隔法异成门、主伴圆明具德门。法藏认为,“此十门同一缘起,无碍圆融,随为一门,即具一切”。①由十玄门的圆融无碍而及于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圆融无碍,相即相入,重重无尽,其思想没有超出以上六相之说。

①《华严经探玄记》卷1.

华严宗对于佛教哲学的主要贡献,是自觉地、广泛地运用了理事、体用、总别诸范畴,相当精采地解释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几乎是所有的宗教神学都要涉及的问题,也是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在佛教大乘务派哲学中,也普遍地有所触及,但只有到了中国华严宗,才如此明确和详尽地作出专题论述,从而构成这一宗派的主要理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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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宗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影响很大,这在程朱理学中尤为明显。程颐认为,华严宗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①这“万理归于一理”之说,反映了理学家和华严宗在理事关系问题上的逻辑联系。事实上,程朱理学的建立,论题的提出,范畴应用以及思维方式等,都曾从华严宗得到启示。

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是“理一分殊”。朱熹说:“本只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②太极,即相当于华严宗所说的“理”或“一真法界”,只不过给予的内容不同而已。朱熹还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③显然,这种照抄“释氏”之言,出自华严宗的“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程朱又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来表述一切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则出自华严宗的理事无碍之说。因他们与华严宗的思想过于相似,故程颐有“泄露天机”的感叹。

5.禅宗的兴起和繁盛

禅宗的建立

禅宗的形成,是整个佛教史上的大事。但后人的记述纷杂不一,异说多端。据早期文献史传记载,从禅思潮在与义学对立中兴起,到禅众形成为僧侣中的特殊群体;从禅众批量流动的生活方式,到群聚定居,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有极深刻的社会原因,特别与北魏以来波浪式出现的流民问题息息相关。

传说的达摩一派禅师,自北向南流动,代表了隋唐之际禅众发展的主要方向。慧可门下僧璨已在南方活动,但形踪难详。至于僧璨的弟子道信(579—651)先入舒州(安徽潜山)皖公山,再往江西庐山,最后定居蕲州黄梅(湖北黄梅县)双峰山,一住30余年,聚众500余人,成为禅宗真正的发端者。

道信以双峰山为据点,在皖、鄂、赣临界地区的官民中间,产生过重大影响。杜朏的《传法宝记》载,道信“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疗)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在这里,定居聚徒,坐(坐禅)作(劳动)并行,不读经,不共人语,都是禅宗初期的基本特征。

在道信门下从学的著名禅师,多属先前天台宗的徒众。能够发扬他的成①《二程遗书》卷18.②③《朱子语类》卷94,卷18.果,终于使禅宗成为遍及全国最大宗派的,则是弘忍。弘忍(600—674)被奉为禅宗五祖,在道宣时已知名于世。他7岁奉事道信,后迁至双峰山东凭茂山,号称“东山法门”。玄赜在《楞伽人法志》中记述弘忍的特点,是“缄口于是非之场”,“役力以申供养”,“生不瞩文,而义附玄旨”,这依然是坚持道信的禅风。但他更有新的发展,尤其提倡“静乱无二”,“语嘿恒一”,“四仪(坐住行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把禅(静、嘿)贯彻到了日常“役力”生活(乱、语)中,改变了凡禅必坐的传统。所谓“役力”,与“作”一样,均指体力劳动言。日常劳动和与之有关的俗务,被引进禅学内容,是禅宗对传统佛教思想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到弘忍时代已经达到相当的理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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