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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佛教

[2012/2/16]
奈良佛教是日本佛教发展的起点,一些僧侣为介绍中国的思想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佛教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奈良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早期移植阶段,所谓奈良佛教六宗中不仅成实、俱舍二宗是学派,就是其它四宗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学派,不仅一个人兼奉二宗、三宗的很多,就连寺院也多是兼习数宗的,例如东大寺内是六宗兼学的,元兴寺内有三论、成实、摄论(研实《摄大乘论》)学者,法隆寺内有三论、法相、律宗学者,等等。这表明,日本僧众还处在对中国佛教理论进行理解、研习的初步阶段,还没有创立起自己的佛教理论体系宗派。

4.奈良佛教和政治

由于中国佛教被作为大陆先进文化输入日本,不少僧侣为确立以天皇为首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起过积极作用,所以奈良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带有鲜明的“护国”色彩。三论宗僧人道慈所著《愚志》认为,应以佛法祈求国土的安稳,人民的利益,一些僧侣直接从政为官,其中以法相宗的玄防、道镜最为突出。

玄防俗姓阿刀氏,曾师事法相宗的义渊,后跟遣唐使及留学生阿倍仲麻吕(701—770)、吉备真备(693—775)同时入唐,从智周学法相唯识教义,归国后带回佛教经论达五千余卷。他受到圣武无皇的崇敬,授予封户100户、土地100亩,作为僧正,供奉内道场。后为天皇母亲治病有功,更受宠信,与吉备真备一起在朝廷拥有很大权力。

道镜(?—772)俗姓弓削连,也是义渊弟子。以担当内道场的禅师受到孝谦上皇的宠信,后任少僧都、大臣禅师、太政大臣掸师,最后被授以“法王”之位,下设“法臣”、“法参议”之职,又仿效宫廷官制设立“法王官职”,内设各种官员,称德天皇神护景云三年(769),甚至假托神谕想当天皇,最后因受到朝臣反对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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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奈良时代,国家施给寺院大量土地和封户,僧侣过着优裕的生活。佛教的信奉者不甚重视佛教关于解脱成佛的理论,而比较重视以积累功德和祈求现实利益为目的的诵经、建寺、造像及写经事业,有的僧人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总的说来,奈良佛教带有明显的国家的和贵族的色彩,与一般民众比较脱离。

二、天台宗和真言宗的盛行与平安佛教

在唐朝时期,日本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从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到字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共派出遣唐使19次,除3次未能成行外,实有16次。派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输入唐代的文化,遣唐使船的往来都有留学生、留学僧(“学问僧”)随行,有些还搭乘新罗船和唐朝商船入唐。据统计①,在这期间入唐的留学生、留学僧(包括随从僧人)138人,其中留学僧105人,占76%多。所学佛教内容,奈良时期主要是三论宗和法相宗(公元777以前),平安时期大部分是天台宗和密宗(真言宗),天台宗和真言宗是日本平安时期(794—1192)最盛行的佛教宗派。

奈良时代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在班田制基础上。随着位田(授与五位以上贵族的田)、职田(授与官员作俸禄的田)、功田、赐田以及垦田(开垦的荒田为私有田)的发展和私有土地的增多,班田制日益受到破坏,国家的统治力量也随着削弱。此外,朝廷每年为保护和发展佛教事业,经营造寺、造像、法会等付出巨大费用,使国家的财政负担也不断加重。奈良后期僧侣上层的参政和腐败,不仅对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造成危胁,也不利于以佛教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朝廷迁都平安(今京都)以后,光仁、桓武、平城和嵯峨天皇等在对政治经济进行整顿和改革的同时,对佛教也加强了管理和监督:派使者到奈良七大寺对僧尼进行检校,整肃僧尼风仪;对僧尼得度、考试及造寺进行严格的限制,鼓励对佛教义理的研究和阐释;整顿寺产,禁止向寺院施舍田园,也禁止土地买卖,规定由国司、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和施主共同检查地方上由官吏或贵族建造的大寺的资财。

此外,天皇特别扶植和支持最澄、空海从唐新传入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用以作为与奈良佛教相抗衡的势力。

1.最澄和日本天台宗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字广野,年12从奈良大安寺行表和尚出家,学习唯识章疏等,年20在东大寺受具足戒。后见奈良佛教界充满腐败混乱现象,便独自到平安东北的比叡山结庵修行,诵《法华经》、《般若经》等大乘经典,并修禅观。他在读中国佛教章疏时,对书内引证的天台宗教义很感兴趣。经别人帮助,他从收藏天台宗典籍的寺院抄来《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进行研究。这些隋代智f的著作是律僧鉴真带到①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遣唐学生、学问僧一览表”。33氯日本的。鉴真与其弟子法进等人在日本已讲授过天台宗教义。在鉴真之前到日本的道叡系禅宗北宗禅师普寂弟子,也熟悉天台宗教义,他是行表之师,而最澄曾师事行表。最澄入唐求法之前已对天台宗有所了解。

最澄在比叡山的修行和传教活动引起桓武天皇的注意。延历二十一年(802),最澄得知天皇有意扶持兴隆天台宗后,特地上表请求入唐求法。第二年,最澄、义真获准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船舶出发,但因风折回。延历二十三年(804),最澄和空海等随遣唐使入唐。最澄、义真到达台州(浙江临海县),在龙兴寺从天台山修禅寺座主道邃受天台宗教法和《摩诃止观》等书抄本,并受大乘戒。此后,最澄登天台山,从佛陇寺的行满受法并天台宗教籍82卷。行满、道遂都是天台宗六祖荆溪湛然(711—782)的弟子,最澄则是接受湛然教系传法的第一个日本人,又在天台山禅林寺从翛然受禅宗牛头法融一派的禅法,他在入唐之前曾从其师行表受禅宗北宗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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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最澄与义真离开台州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从龙兴寺沙门顺晓(善无畏的再传弟子)受密教灌顶和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茶罗以及经法、图像和道具等。这样,最澄在唐接受了天台、密宗、禅及大乘戒法的四种传授,此即所谓“圆、密、禅、戒”的“四种相承”。公元805年5月最澄搭遣唐使的船回国,向天皇上表复命,将带回的经书章疏等230部460卷及《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经》和图像、法器等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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