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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佛教

[2012/2/16]
最澄在天皇支持下努力在日本正式创立天台宗。延历二十五年(806)最澄奏请朝廷每年准予各宗度僧出家,在奈良佛教宗派之外,“更加天台法华宗”,建议各宗度僧之数为:“华严宗二人,天台法华宗二人,律宗二人,三论宗三人,加小乘成实宗;法相宗三人,加小乘俱舍宗”①。天皇同意,下诏按奏文之数度僧,对受度者应先考试,注重考察他们对义理的了解和持戒情况。这样,在原来的奈良六宗之外,天台宗正式取得独立的地位。

此后,经平城天皇到嵯峨天皇,最澄不断扩充以比叡山一乘止观院(根本中堂,后改称延历寺)为传法中心的天台宗教团,又积极到各地开展传教活动。在传教过程不断与奈良佛教的学僧进行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第一,一乘、三乘的权、实之争——一切众生是否皆有佛性,天台宗与法相宗二者何为优越的问题。最澄的主要对手是法相宗学僧德一。德一根据法相宗教典的五种姓法,认为“无性”众生即使能成声闻、缘觉,但无佛性,不能成佛,反对天台宗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的理论。最澄据《法华经》及有关天台宗著作,认为按教义把修行者分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是佛应众生素质高下作的权宜说法,而按佛的真实本意,只有一乘“佛乘”,没有三乘,此即“佛权方便,说三乘耳,尚无有二,岂当有三!是诸声闻,皆当成佛。”②因此,天台宗的主张符合佛的本意,属于“真实之教”,而法相宗的“五种姓”说为“方便之说”,属“权教”。此外,对奈良佛教的诸宗派,凡信奉二乘、三乘教法的,他均判之为权教。

第二,为确立大乘戒,在比叡山设立大乘戒坛之争——最澄的天台宗能否摆脱奈良佛教而独立发展的问题。

①《传教大师全集》(1926年比叡山图书刊行所)卷5《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

②《法华经。信乐品》。

日本约授戒制度是从鉴真赴日(753年)以后完备起来的,他把中国通行的《四分律》(小乘法藏部戒律)及道宣的有关著述带到日本,作为弘传律学和授戒的主要依据。先后修建的东大寺戒坛院、下野(今枥木县)药师寺戒坛、筑紫(今福冈)的观世音寺戒坛,是全国出家者受戒之所。在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的时候,这些戒坛皆由奈良佛教把持。各宗出家者必须到奈良东大寺受戒,天台宗出家者也不能例外。由于法相宗势力大,待遇优厚,在比叙山的天台宗出家人在下山受戒时,往往转入此宗,或不再归山。鉴于这种情况,最澄决心改变必须下山受小乘戒的常规,提出:天台宗是大乘圆教,此宗的得度者不应下山受小乘戒,只要在比叡山受大乘戒(也称菩萨戒,依据《梵网经》等)就行了。为此,他几度上奏朝廷,要求在比叙山上设立大乘戒坛。由于把持僧纲(最高僧官,有僧正、僧都、律师)的是奈良佛教僧人,他的奏议长期没有获准。直到最澄于弘仁十三年(822)去世之后,嵯峨天皇才许可在比叡山设坛,每年为得度僧授大乘戒,然后让受戒的人住在山中12年专心修学。嵯峨天皇此后又赐比叡山以“延历寺”之号,自此比叙山升为官寺。最澄死后45年,清和天皇赐以“传教大师”谥号。

最澄的著作主要有:《守护国界章》、《显戒论》、《法华秀句》、《内证佛法血脉谱》等。

最澄的弟子有义真、光定、圆澄、圆仁等,圆仁(794—864)继义真、光定之后任第三代座主,在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入唐,修学天台宗的密教,承和十四年(847)回国,对日本天台宗的法华忏法和密教有发展,并传入五台山的念佛法门,对后世净土信仰有很大影响,著有《法华迹门观心绝对妙释》、《金刚顶经疏》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义真的弟子圆珍(814—891)继安慧之后任第五代座主,在文德天皇仁寿三年(853)入唐,学天台宗和密教,6年后回国,注重弘传密敦,著有《传教大师行业记》、《行历抄》等。

日本天台宗是从中国传入的,在教义方面奉《法华经》及中国天台宗创始人智f(538—597)所著《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等为基本教典,以“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和“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诸法实相论和“一心三观”的禅观理论为基本教义,但因为日本天台宗是在日本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传播和发展的,所以也形成自己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1)天台宗、密教的合一。最澄在唐从天台宗道逢、行满学天台教义,又从密宗顺晓学密宗教义,把二宗著作带回国。最澄在创立日本天台宗时,对二宗并重,让每年得度的二僧分别修止观业(天台)和遮那业(密)。现存可断定为最澄著的密教著作很少。从一部分资料看,他是主张天台、密二教一致的(所谓“圆密一致”)。他创立的天台宗中就包含密教成分,如规定《大日经》、《孔雀王经》等密教经典为本宗必读经典,又按密教仪轨举办秘密灌顶、修法等。天台密宗后经弟子圆仁、安然、圆珍的发展,成为与空海的“东密”(以东寺为中心)相对应的“台密”,影响很大。

(2)教戒一致,只承认大乘戒。中国唐代以后盛行小乘《四分律》。道宣《四分律行事钞》等著作已对《四分律》作了大乘的解释。最澄仍不满足,他进一步提出天台宗是大乘佛教,其僧人只应受大乘戒,不必再据《四分律》受小乘具足戒,并贬斥受小乘具足戒的奈良六宗一律是小乘。在他死后,他的主张得以实现。

(3)鲜明的“护国”思想。最澄在创教、传教过程中,一直把“护国”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他死后,天台宗盛传密教,特别重视以“镇护国家”、“积福灭灾”为目的的祈祷、读诵和秘密修法等,与真言宗一样受到天皇和贵族的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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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台宗到良源(912—985)座主以后,圆仁的法系(在比叡山,称“山门”)和圆珍的法系(在三井圆城寺,称“寺门”)之间的矛盾表面化,经常发生冲突,因各拥有僧兵,甚至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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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海和日本真言宗

空海(774—835),俗姓佐伯,赞岐国多度郡(今香川县)人。15岁跟外舅学《论语》、《孝经》和史书,18岁进京入大学“明经道”,学《毛诗》、《尚书》、《左氏春秋》等。当时佛教在上层社会盛行,空海在读书时已对佛教发生兴趣,后来决心出家。他在所著的《三教指归》(原本称《聋瞽指归》)中论及儒、释、道三教的优劣,认为三教皆是圣人所说,信奉其中任何一教也不违背忠孝之道,但比较而言,唯有宣说善恶报应和解说涅槃之道的佛教最为优越,而在佛教中,只有主张成佛理论的大乘最值得崇奉。空海到深山进行过苦修、忏悔,年20投大和(今奈良县内)石渊寺的勤操的门下出家,两年后受具足戒。此后广读佛经,在大和久米寺读到从唐朝传入的由善无畏、一行译的《大日经》,对其中很多梵字真言(咒语)、印契等密教表述方法和教义不理解,向周围的名师请教也得不到解答。于是立志入唐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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