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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历

佛教历史 - 格鲁派(黄教)的兴起和发展

[2012/2/16]
1397年,在聂地饶钟寺创办的法会上,调解该地四个头人间的纠纷,取得成功,从而使法会变成了各种地方势力相互协调的友好会晤场所,地方头人也就成了宗喀巴的施主,大大提高了他的号召力量。

自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10年中,宗喀巴全面展开了他对西藏佛教的改革活动。他奋笔疾书,写出了阐明其宗教思想体系的几部重要著作,其中1402年写成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1406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分别论述他关于显密两宗的理论体系和践行规范;《菩萨戒品释》、《事师法五十颂释》、《密宗十四根本戒释》则阐述了显密僧众理应遵守的戒律和如何遵守的途径;1408年撰的《中论广释》和《辨了不了义论》辨析了中观和唯识两派的优劣,确立了他以中观派后期思想作为哲学基础的根本立场。他还各处宣讲这些论著中的思想观点,在讲说中,引经据典,联系古今,针对时弊,切合社会和僧侣的需要,受到僧俗大众的欢迎,被视作“具有非凡才能的人”。

永乐七年(1409),宗喀巴在明所封阐化王帕竹政权首领扎巴坚赞的支持下,在拉萨大招寺举办了规模巨大的祈愿法会,亦称“传大召”或“传召法会”,藏语为“默浪钦摩”。这是一次全藏性的,不分教派,各地僧众均可参加,人数有一万多,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这次法会,使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设想,得到充分的体现,他本人也成了公认的佛教领袖。

法会之后,宗喀巴依靠帕竹及其属下贵族仁钦贝父子,在拉萨东60里的旺古尔山旁建造了甘丹寺,全称“甘丹南结林”,成格鲁派的主寺。此寺有两个显宗扎仓(意为僧院,僧众学习经典的组织),一为绛孜,一为夏孜。规定全寺僧额为3300人。

黄教创立不久,即与中央王朝建立联系。永乐十二年(1414),宗喀巴派其弟子释迦也失赴京朝贡,次年,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宗喀巴成了大国师之师,从此黄教得到中央王朝的确认。再次年,明都指挥签事、帕竹政权内邬宗宗本南喀桑颇(《明史》称喃葛监藏)支持宗喀巴的另一弟子扎西贝丹(1379—1449),在拉萨西建造哲蚌寺,宗喀巴亲往主持“开光”仪式,扎西贝丹自任寺主。哲蚌寺的全名是“吉祥米聚十方尊胜洲”。初建时有七个扎仓,后合并为四个,三个显宗,一个密宗;后期规定僧额7700人。永乐十六年(1418),释迦也失用明朝所赐资财,在拉萨北郊建成色拉寺,正名“大乘洲”,初有5个扎仓,后归并为3个,两个显宗,一个密宗,后期规定僧额5500人。释迦也失建寺后,再次进京,宣德九年(1434),宣宗封他为“大慈法王”。主寺甘丹寺与此二寺合称黄教在前藏的三大寺,三大寺的建成,奠定了黄教发展的稳固基础。

新兴的黄教提倡严守戒律,规定僧人的生活准则、学经程序、学佛次第、考核制度等,逐步形成封建的教阶制,把西藏佛教系统化和制度化,使之与西藏社会的农奴制更加紧密结合,遂成为此后西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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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教寺庙集团的形成及政教合一体制的确立

永乐十七年(1419),宗喀巴去世。他的几个重要门徒以拉萨为中心,分赴各地传教,西至阿里,东至康区,北及安多,使黄教迅速传播开来。绛钦却杰(大慈法王)曾到内地和蒙古地方传法,在五台山修建了五座黄教寺庙。根敦主于1447年在帕竹政权桑主孜(日喀则)宗本的支持下,修建了扎什伦布寺。堆。喜饶桑布到后藏和阿里传教,在芒域(吉隆县)建达摩寺;其侄喜饶巴在阿里建敕巴寺,并将阿里托林寺归入黄教。麦。喜饶桑布于1437年在昌都建强巴林寺。喜饶僧格在后藏赛地修建一座专授黄教密宗的寺院,后又在拉萨修建举麦扎仓(下密院),其弟子贡噶顿珠另建举堆扎仓(上密院)。十五世纪中叶以后,黄教已形成了一个全藏性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大雄厚于其它教派的寺庙集团。

黄教寺庙集团的形成,与它大规模地聚积财富,经济实力日益增长有直接关系。起初依赖世俗封建主的布施,像巨大宏伟的哲蚌寺,由内邬宗宗本建成,帕竹贵族赠送土地、农奴等作为基础寺产,以后不断有新的布施。黄教禁止娶妻生子,严格区分僧俗界限,所以寺庙经济也要自身直接经营,改变了以前诸教派在经济上同世俗领主紧密结合的状况,取得了寺院经济的完全独立。此外,黄教还有一个特点,它不单纯地归属于某一个地方势力,而是为各个地方势力敞开大门,任何封建主均可做它的施主,这就使它可能免于地方政治变化引起的动荡,使它的独立经济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这样,黄教寺院很快遍布藏区,并形成母子联寺制。

以甘丹、哲蚌、色拉、扎什伦布四大寺为主寺,散布在全藏的其它大小黄教寺庙为属寺,建立起层层的隶属关系像母子一样,联结成一个比较严密的整体。母子寺经济上各有自己的寺属农奴、庄园,之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又相对独立;在行政上,子寺的堪布等要职,均需由母寺派出的僧官担任,或由母寺派出常驻代表掌权,组成了一个集中统一的、全藏性的教团体系。

寺庙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制度和寺庙法规,使其统一集中的团体体系得以维系和发展。

寺庙法规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采取活佛转世制度。它开始于宗喀巴的弟子根敦嘉措(1475—1542),目的是为了同噶玛噶举派和仁蚌巴、藏巴汗等政敌作斗争,保持自身的巩固和稳定,解决宗教法统和寺产的继承问题。结果是巩固和发展了寺庙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同时形成了以活佛为核心的、享有至高无上特权的僧侣贵族集团。

黄教的急剧膨胀,和其它教派及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以噶玛噶举派、仁蚌巴、藏巴汗和漠北蒙古却图汗为一方,格鲁派、帕竹巴、青海蒙古土默特部和硕特部为一方,展开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斗争。教争与政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僧侣贵族同世俗贵族、蒙古贵族与西藏贵族间,有联合、有斗争,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早在根敦嘉措时候,格鲁派就向拉萨四周及康、青、阿里等地扩展,遭到噶玛噶举派的强烈反对。1481年,噶玛噶举派在仁蚌巴家族的支持下,在拉萨附近修建两座寺院,以遏制哲蚌和色拉两寺的势力。继之,仁蚌巴武力占领拉萨,规定黄教僧人路遇噶玛噶举派僧人,必须让路致敬;禁止黄教僧人参加每年的大祈愿法会;止贡噶举还用武力强迫若干黄教属寺改宗。但这并没有制止黄教在其它地区的急速发展。到素南嘉措活佛时,除继续依靠帕竹政权的支持外,于1578年5月间,与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在青海湖东的仰华寺会晤,双方律立了政治上的联盟。同年,双方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①;索南嘉措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②。索南嘉措曾向土默特部宣讲黄教教义,为它以后在蒙古民族中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万历八年(1580),索南嘉措得到西康土司的资助,在康区建造了理塘寺(春科寺),纳西族土司则赠他《甘珠尔》和《丹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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