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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藏传佛教在国内外的传播

[2012/2/16]
②《元史纪事本末》第18卷。

①《蒙古源流笺证》卷6.②《俺答汗传》。

万厉六年(1578),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面,并召开规模宏大的法会,聚众10万人,受戒的蒙族多达千人,仅土默特部就有108人出家为僧。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贵族接受灌顶,奉献驮马珠宝无算。索南嘉措则为蒙古喇嘛制定了若干条例。他强调戒杀行善,用以劝止蒙古大量宰杀牲畜和殉葬祭祀的习俗,同时商定舍弃萨满教,将供昂古特神改供佛像。在彻辰台吉的启发下,俺答汗宣称自己是忽必烈的化身,索南嘉措是八思巴的化身,并互赠尊号,此前一年,俺答汗曾发兵进攻西藏,中途败北。至此,他宣布皈依佛教,停止攻击。及至他回到土默特川,开始扶植喇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在今呼和浩特立庙,以八宝装饰佛像,博硕克图济农(卜失兔)将一百零八函《甘珠尔》也饰以宝石金银供养。这就是内蒙古地区的第一座寺庙甘珠尔庙。此后,黄教寺庙接连建成,如今呼和浩特一带著名的大召(明廷赐名弘慈寺)、席力图召(延寿寺)、庆缘寺、美岱召(寿灵寺)等都是。

万历十一年(1583),俺答汗卒,他的继承人僧格都棱汗邀请蒙古各部汗王及三世达赖为俺答汗会葬,索南嘉措来后,借机讲经说法,蒙古右翼各部先后皈依黄教。有的汗王还强制他的属民信仰黄教,违者“抄没其帐房和牲畜”。十四年(1536),索南嘉措在今呼和浩特为俺答汗举行了祈祷仪式和葬礼。次年,应蒙古左翼察哈尔部图门汗的重礼聘请,到蒙古东部讲经说法,黄教由此传入左翼蒙古各部。同年,漠北喀尔喀部阿巴岱汗,远道前来拜会素南嘉措,索南嘉措赠给他“诺门汗牙齐瓦齐尔可汗”的尊号。喀尔喀蒙古早有红教传播,至此,阿巴岱汗改信黄教,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回去,在今乌兰巴托建立了喀尔喀第一座黄教寺院额尔德尼召(光显寺)。此后,阿巴岱汗曾派人赴藏延请喇嘛,也邀请土默特部的迈达里呼图克图到喀尔喀传教。

索南嘉措对格鲁派喇嘛教向内外蒙古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他回藏后,安排栋科尔呼图克图(又号察汗诺们汗)为代理人常驻蒙古,继续将黄教向东西蒙古推广。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曾迎栋科尔到西蒙传教,影响所及,各部领主纷纷皈依,32个首领各派一子出家,著名的咱雅班第达就是拜巴噶斯的义子。

萦南嘉措临终留下遗言,说他将转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于是俺答汗的孙,苏密尔代青洪台吉之子成了转世“灵童”,是为四世达赖。“达赖喇嘛的化身既降生于达延可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17世纪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组织人力,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译成蒙文,丰富和活跃了蒙古的思想文化。

黄教在蒙古族地区如此迅速广泛地传播,反映了蒙古社会的重大变化。

蒙古各部之间长期处在武装割据的状态,宗法的军事统治是主要的统治形式,原始的萨满教已经不能满足维系部族团结、稳定民心的需要,更不能成为联合各部统一的文化宗教纽带。在各部族的内部,疲惫不堪的战争使经济枯竭,人力下降,人民生活贫困饥饿,阶级对抗日趋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曾经利用喇嘛教成功地控制过西藏的蒙古封建主,再次选择了喇嘛教来解决本民族的内外困境,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就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两个民族的社会文化条件大致相近的缘故。

崇祯十三年(1640),喀尔喀蒙古与西蒙古封建主集会,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明确规定了保护和扶植黄教的政策。封建主们争相把土地、牲畜、金银财宝等布施给喇嘛庙,同时免除寺庙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其它封建差役。《蒙古。卫拉特法典》和《喀尔喀法典》则更详细地规定了各级喇嘛的种种政治特权,使寺庙和喇嘛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政治势力,逐步参与和左右蒙古的政治形势。

明、清两代在蒙藏地区继续推行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对于它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明王朝为解除蒙古贵族的军事侵扰,希图用佛教沟通双方的友好交往,对“出塞传经颇效勤劳”的喇嘛一一封赏。凡蒙古地区迎送达赖喇嘛,都给予各种便利和支持,在王朝中央直辖的蒙藏交通线上,开设临时市场,供应各种物资。还在北京印制金字藏经,制造各种法器,送往蒙古;又派去各种工匠,提供建筑材料,支援修建寺庙。一般认为,从黄教传入蒙古到明亡的数十年中,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这也为有清一代沿袭前明国策,提供了一面镜子。清魏源在《圣武记》中说:蒙古自俺答汗敬信黄教,“中国大臣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开本朝二百年之太平”。在客观上,有利于蒙汉藏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联系。

清朝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对蒙藏地区的直接管辖,更特别看重喇嘛教对蒙古的作用。魏源所谓“以黄教柔驯蒙古”,①正是清帝国的基本国策。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到清帝“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籍杖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乾隆说得简炼:“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①以此安定边陲,巩固中央集权。

有清一代在北京、多伦诺尔、承德等地修建黄教寺庙40余座。蒙古地区兴建寺庙更多,草原上出现许多华丽的寺庙建筑群,仅漠南就是“旗旗有庙”,估计总数上千,有的大庙喇嘛人数多达数千人。正由于清廷对喇嘛教取“神道设教”的态度,所以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乾隆在《喇嘛说》中列举了元朝曲庇喇嘛的历史教训,告诫皇室子孙决不可无限崇拜黄教,以致造成亡国灾乱。对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限制在不造成对清政府的威胁范围之内,对利用黄教进行反清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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