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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 -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

[2012/2/16]
屏弃了一向沿用的摺叠式装帧(梵式),而采用线装书册式装帧(即方册式),对佛籍的传播带来许多方便。

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德清少年时攻读儒书,19岁出家,初从摄山栖霞寺法会学禅,再从明信学华严,后来北游参学,听讲天台、法相。万历十一年(1583),赴今青岛崂山结庐安居,得到皇太后资助,多用于施救孤苦和建立寺院,二十三年(1595),以私创寺院罪充军雷州,常在广州着罪服为众说法。遇赦后,辗转于衡阳、九江、庐山、径山、杭州、苏州、常熟等地,终老于曹溪。他的论疏亦富,后人集为《憨山老人梦游集》。

德清一生受法会禅师影响最深。法会力主禅净兼修且通达华严。故德清虽为临济宗下禅僧,思想上却提倡诸宗融合。时人吴应宾说他,“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熔入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①对于“禅”,德清有自己的特殊见解,以为“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完全可以不拘是坐是行,是“入”是“出”。但在教人上,他仍然重视念佛净士法门,以为修念佛三昧,足以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

德清对于三教合一的主张,既不限于宗派上的宽容,也不限于思想上的相互融会,而是要求对三者均有专门的探究。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②他还强调此“三者之要在一心”,得此一心,则“天下之理得矣”。三教之所以一致,也是因为三教同此一心,故曰:“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③这与明代道学家的思想是十分吻合的。

蕅益智旭(1599—1655),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苏州)人。少习儒书,曾著《辟佛论》辟佛,后受袾宏著作影响,归依佛教。24岁从德清弟子雪岭出家。先阅律藏,后学法相、禅、华严、天台、净土诸宗。

智旭从宗派上说属于天台宗,但鉴于“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而不愿为天台宗人。他的思想被人以“融会诸宗,归极净土”概括。他自己也说:“若津、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还归净土法门。”④智旭少事理学,进入佛门后,仍对理学抱有感情,他提倡“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著《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他把“孝”作为二者调和的基础:“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由儒、佛的调和进而达到三教一致:“道无一,安得执一以为道?道无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特以真俗之迹,姑妄拟焉。则儒与老,皆乘真以御俗,令俗不逆真者也。释乃即俗以明真,真不混俗者也。故儒与老主治①《憨山大师塔铬》。

②《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39,《说。学要》。

③同上,卷45《道德经解发题。发明旨趣》。

④《灵峰宗论》卷6之1《序一。刻净土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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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而密为出世阶;释主出世,而明为世间祐.“①智旭曾以阅读藏经20年的资料积累为依据,编成《阅藏知津》一书。该书兼具佛经目录和经籍提要的特点,对后世的刻经和阅藏有一定影响。

五、清朝佛教

1.清帝室和佛教

1644年,满洲贵族爱新觉罗氏攻取北京,替代明王朝入主中原,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清帝国。从康熙到乾隆期间(1662—1795),内服诸藩,外御殖民者的侵略,疆域东起诸海,西至帕米尔,北自萨彦岭,南到南沙群岛;东南抵台湾,西北至巴尔喀什湖、楚河;东北趄自鄂霍次克海、外兴安岭,西南到西藏和克什米尔之拉达克。1840年鸦片战争,清王室丧权辱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911年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测,前后延续了267年。

满族原来信仰萨满教,对天神地祇的崇拜十分流行,与汉民族对天帝和土地的传统信仰极其相似。金代佛教相当发达,后金受金的影响,对佛教也不陌生,早在入关以前即与西藏喇嘛教发生联系。及至统一全国,吸收明王朝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主义,在文化领域,大力崇奉孔子,提倡理学,禁止文人结社,实行空前严格的思想统制。对内地佛教继续采取利用,但从严控制的政策:对喇嘛教,则主要当作羁魔蒙藏上层、巩固中央统治的手段。

清代僧官取自明代旧制,在京设僧录司,有“正、副掌印”各1人,下设左右善世2人,阐教2人,讲经2人,觉义2人;各府、州、县各设僧纲、僧正、僧会1人,“由该地方官拣选,具结详报督抚,由督抚咨部派劄补授,年终汇报吏部。其钦记由该省布政司给发。”①全国佛教严密地控制在僧官手中;而僧官也没有什么独立的权力,只是执行世俗政权任务的工具。《大清律例》还规定,不许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许私度僧尼,严格执行出家条件,严厉制裁淫乱僧尼等。

但是,作为统治思想的补充和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清帝室也不乏对佛教表示兴趣的君主。清世祖曾先后召憨璞性聪、玉林通琇、木陈道态禅师入内廷说法,并分别赐号。一般认为,世祖在宠妃董氏死后,曾考虑过弃位出家。康熙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他又将明末隐迹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士人。雍正帝对禅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御选语录》19卷,并为这些语录撰写序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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