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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 -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

[2012/2/16]
其《御制总序》称:“朕膺元后父母之任,并非开堂秉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唯循周孔之辙。所以御极以来,10年未谈禅宗,但念人天慧命,佛祖别传,拼双眉拖地以悟众生,留无上金丹以起枯朽……。”他提倡用“周孔”思想指导禅学,从而统一佛教。

雍正还撰有《御制拣魔辨异录》,把死去近百年的法藏重新提出作思想鞭挞。①《灵峰宗论》卷5之3《儒释宗传窃议序》。

①《大清会典》卷36,《礼部。僧官道官》。

法藏与圆悟同是明末江南的著名禅僧。圆悟传法26年,言满天下,王公大人皆自远趋风。他以“即事而真”为指导思想,以“棒唱交驰”教授学徒,突出“日应万缘而不挠其神,千难殊对而不干其虑”,是禅宗不问是非善恶的翻版。死后,钱谦益为撰《塔铭》。法藏拜圆悟为师,但以直承北宋觉范(惠洪)的《临济宗旨》自居,以“危言深论,不隐国是”,为士林所敬。从现存的言论看,他主张“但了凡心,别无圣解”,把着衣吃饭、喜笑怒骂都看作是禅的表现;以为“人心”即是“两端”,不参穷富善恶,不可得悟。这类观点与圆悟显然不同。当他作《五宗原》,阐发觉范对禅宗五家分宗的新说时,立即引起圆悟的驳难。由此开展了两家的争论,延续到他们死后的清代初年。法藏的禅思想得到黄宗羲等明末遗民的赞赏。至此,雍正直斥法藏等人“实为空王之乱臣,密云(圆悟)之赋予,世出世法并不可容者”。最后他以“天下主”的身份,敕令地方官吏详细查明法藏一支所有徒众,在组织上彻底摧垮。这一事件具有政治意义,反映清帝的心态相当复杂。

乾隆年间,完成了由雍正开始的汉文大藏经的雕刻,是谓“龙藏”。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又组织人力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经18年完成,与由藏文译成的蒙文大藏经同时雕印。他明确表示,翻译满文藏经的目的,不在于要人们懂得佛教的哲理,而是使他们“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这个态度大致代表了清代诸帝的共同想法。

2.内地佛教

据《大清会典》统计,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总计寺院79622,僧尼118907人。乾隆初四年(1736—1739)共发出度牒340112张,令师徒相传,事实上私度并未停息。据近人太虚估算,清末各省约有80万僧。事实上,清代佛教随着国力衰弱,寺院荒废日甚,加上战火破坏,佛教在晚清已经处于全面危机的阶段。

清代内地佛教,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清初禅宗有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对峙。临济宗在明末幻有正传下出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娇圆信三家。圆悟一家又出汉月法藏、费隐通容、木陈道忞三支,在清初最有影响。圆修弟子为玉林通琇,也较著名。曹洞宗在明末无明慧经下出无异元来、永觉元贤、晦台元镜三家,清初各化一方。其中永觉元贤在福州鼓山涌泉寺提倡“鼓山禅”,其弟子为霖道需,在清初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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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以后,禅宗的地位已渐为净土宗取代。雍正帝以禅门宗匠自居,对当时禅宗的败落进行严厉抨击,并以云栖袾宏为范例,鼓吹三教合一和禅净合一,提倡念佛净土。其后,乾隆大力扶植士大夫学佛运动,使念佛净土在社会深入推广,成为世俗学佛的基本内容。清代佛教僧侣中宣扬净土教最为得力的有行策、省庵、瑞安、印光等。其中行策著《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定》,为近代“打念佛七”之始;印光是近代净土宗的主要代表。在家信徒中,周梦颜、彭绍升、张师诚、杨文会等都以净土为学佛的归趣。周梦颜著有《西归直指》、《欲海回狂》等,提倡净土念佛,求人生解脱;彭绍升私淑于株宏,著有净土念佛方面著作十多种,并撰有《居士传》56卷。杨文会是清末最重要的佛教在家信徒,他具有各宗深厚的学问,但也以净土为学佛的归宿。

3.居士佛教

晚清佛教在社会上已衰弊至极,但在文士之中,佛教义学反而出现异常活跃的气象。

汉魏以来,以文士身份学佛参禅、扶植沸教事业的知名人士,历代都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承担译经刻经、建造寺塔等的施主;一类是研习和发挥佛教义理,调和儒释关系的士大夫。当然,在这些文士中间,不乏有逃避现世,不满现状,甚至与当局取不合作态度的人。自明万历前后,由李贽开始的士人将佛教当作观察世界人生和批判道学的武器,佛教义理成了官方儒学的异端,与腐儒们假道学之名进行排佛活动同时并存,形成两股截然相反的潮流,是此后中国思想史上颇足注意的现象。

明末政治腐败,加重了士人背离道学,向佛教的倾斜。及至明亡,抗清复明而又独具见识的士人,有相当一批归于佛教,如戒显、澹归、药地、蘖庵、担当、大错,及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涛等,均出家为僧:未出家者,也借佛教义学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方以智(1611—1671)、黄宗羲(1610—1695)等。

清自道光,国家衰势已定。殖民主义的侵略,开始唤起民族的觉醒。一批先进的文人,也把佛教义学作为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精神武器。龚自珍(1792—1841)从佛教“业报”学说引申说道:“人心者,世俗之本”,心力所至,足以“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据此而言,“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①这种不依靠“圣人”,而要求“众人”以自有心力创造天地的呼喊,无疑潜在着某种革命的因素。其后经魏源(1794—1857)到康有为,尤其是谭嗣同梁启超,继续实发挥佛教的主观战斗精神,宣传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之思,鼓动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宗教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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