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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 -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

[2012/2/16]
宗杲因参与张九成反秦桧和议被流放衡阳,此前,著《禅林僧宝传》的僧惠洪,与当时反对蔡京、主变革的张商英结交,终被流放朱崖。

在这种形势下的佛教,新意不多,但社会意义则应刮目相看。传说礼部侍郎吴秉信受秦桧迫害被罢官,国四明城南筑庵禅坐,夜卧棺中,黎明令童子扣棺而歌:“吴信叟归去来,三界无安不可住,西方净土有莲胎,归去来!”

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愤。张商英以“呵佛骂祖”来表现自己的独立人格。同苏轼寄希望于“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形成鲜明对比。

宋代佛教引进“天下国家”和“忠君忧时”,开辟了古代佛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途,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但由此也彻底结束了沙门与王者抗礼的时代,僧尼必须绝对地臣服于君主的权威。明代禅僧元贤说:“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然安、秀诸④《闲居编》卷19、29.①《闲居编》卷19、29.②《镡津文集》卷10、1.③《传法正宗记》卷1.④《镡津文集》卷10、1.⑤⑥《大慧语录》卷24.师宫中供养,皆待以师礼;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自称则曰贫道。至宋,绝无此……。”①赞宁端拱元年(988)进《高僧传表》,自称“臣僧”,后缀“冒赎天颜,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崇宁二年(1103)编定的《禅苑清规》进一步提出“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连国家行政长官也放到了祖师之上。所以在寺院住持的上香视辞中,首先是祝当今皇上“圣寿无穷”,其次是愿地方官僚“常居禄位”,再次方得酬谢祖师的“法乳之恩”。

宋代的国土虽小,财政开支相对任何王朝都大。其所以能够在异常困难中支撑下来,与不断开垦新的耕地有直接关系,也与国家向寺院普遍收纳赋税和鬻卖度牒等开源节流措施有关。僧倡是垦荒的重要力量,鬻牒又为寺院持续地增添劳动力,促使宋代寺院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与唐代禅众开始的那种完全闭塞的山林经济不同。由于宋代城市繁荣,城乡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也强烈地刺激了寺院经济同世俗社会的联系,变得相当活跃。建立于隋唐的“无尽藏”,被扩充成了纯粹商业性的经营,称之为“长生库”。

寺院还普遍开设碾磑、店铺、仓库等商业性服务项目,发展营利事业。与此相应,寺院内部职事的分工日趋细密,上下等级界限更为清楚,禅宗初期的平等关系不复存在。即使在农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寺院,也显出了庄园经济的规模。寺院生活与世俗生活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接近。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僧侣,甚至可以娶妻生子,而俗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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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门警训》说:“近世出俗无正因,反求他营,不崇本业,唯图进纳,预滥法流。”《古尊宿语录》也说,僧侣“所在之处,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饭食丰浓,察舍稳便为旺化也。”《青琐高议》更尖锐地抨击说:“今之释子,皆以势力相尚,奔走富贵之门。岁时伏腊、朔望庆吊,唯恐居后,遇贫贱虽道途,曾不回顾。”宋代佛教的世间化,当然也会带上当时的各种社会世态。

3.宋代禅宗

灯录和语录的编撰

由于禅寺的经济发展和大寺禅院的兴盛,禅僧同官府及士大夫的给交日密,大大推动了禅风的变化,其表现之一,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老传统,转变成了以阐扬禅机为核心、“不离文字”的“文字禅”。与此相应,编纂“灯录”和“语录”成了宋代禅宗的主要事业。

“灯录”是禅宗创造的一种史论并重的文体,它以本宗的前后师承关系为经,以各代祖师倡言的思想为纬,原发端于唐代的《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等书;以《灯录》命名,尤其能够显示出禅宗标榜的“以心传心”,代代不绝的特性,则始于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道原的《景德传灯录》。

此录共记禅宗的印中传承52世,1701人,保存了祥宗在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些可贵的史料。但其主要价值,是反映了宋初40余年禅宗发展的基本面貌。

它的最后定稿,经过《册府元龟》撰修者之一的翰林学士杨亿、兵部员外郎李维等人的加工刊削,而后又呈真宗批准颁行。因此,它所表述的禅僧行事①《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13.仍和新的禅风,也反映了士大夫的兴趣和官方的意向。此后,灯录的编撰不断,到南宋淳祐末年(1252),普济以《景德录》和《广灯》、《续灯》、《联灯》、《普灯》等150卷灯录为基础,删繁就简,编成20卷的《五灯会元》,算是告一段落。《会元》所述,宗派分明,便于阅读,且文字简炼,为宋以后好禅的文人士夫所欢迎。但所有这些灯录,对史传的记述都不可轻信,真伪混淆,显隐不一,特别需要鉴定。

所谓“语录”,是弟子辈对祖师言论的记录,像唐代所传慧能的《坛经》,神会的《直了性坛语》,裴休所编希运的《传法心要》、《宛陵录》,慧然所集义玄的《临济录》等都是。中国传统的佛教义学,除少数自著的“论”以外,大都通过对佛教译籍的烦琐注释发挥自己的思想。写论有相当的难度,注释令人生厌。“语录”大都是即兴而出,或有针对性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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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逻辑系统,又生动丰满,极宜于摆脱唯经书是依,充分表达个人的独立见解。到了宋代,禅宗语录大行,使依附译籍的传统义学,黯然失色。

其中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录》集唐宋南岳一系36家禅师语录,颇有代表性。但两宋语录的特色,特别表现在对祖师语录中提到的“公案”作新的注解和发挥上。

所谓“公案”,指历史上禅宗“大德”的某些言行范例。用解释“公案”方式发挥自己思想的作法,开始于临济宗的善昭(947—1024)。他用偈颂形式对一百条“公案”加以阐述,称之为“颂古”。继之,云门宗的重显(980—1052),以云门思想为背景也作“颂古”100条。其后,临济宗的克勤(1069—1135)应张商英之请,以重显的“颂古”为基础,在颂前加“垂示”(纲要提示),在颂中加“著注”(重点注释),另加“评唱”(作者见解),编成《碧岩录》10卷。《碧岩录》的影响很大,它把“文字禅”推向高潮,成为后来文化禅师效法的榜样。它的末流多半是老调重弹,思想僵化。出于克勤门下的宗杲(1089—1163),对于这种禅风表示忧虑,以为“近年以来,禅道佛法衰弊之甚”,就表现在“专尚语言”的文字禅炽盛上。据说他因此焚毁了《碧岩录》的刻板,自己提倡“话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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