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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朝鲜民族佛教的形成及发展

[2012/2/16]
三、佛教《大藏经》的雕印——《高丽藏》

朝鲜直接从中国移植佛教,各派听依佛典都是来自中国历代的汉文经籍。最初是手写抄本,后传入宋初雕印的《大藏经》。

宋初雕印的《大藏经》一般称《开宝藏》,刻印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收佛典5048卷。高丽成宗八年(989)派僧如可人宋请赐《大藏经》,宋太宗即赐给《开宝藏》一部。成宗十年(991)韩彦恭自宋归国,又带回一部《开宝藏》。此后又有多部雕印藏经传入高丽。

高丽后来以北宋藏经为主要依据,先后两次雕印《大藏经》,一次雕印《续藏经》。

《初雕大藏经》

高丽显宗二年(1011),因契丹发兵入侵朝鲜,显宗率群臣向佛菩萨发愿雕印《大藏经》,命崔士威主持。大约到宣宗四年(1087)雕印完成,基本上是宋《开宝藏》的复刻本。其板木存在国都开城的符仁寺,13世纪30年代蒙古入侵,焚于战火。现仅发现很少的流散本。

《续藏经》

义天在宣宗二年(1085)入宋,在杭州慧因寺跟净源学华严宗,此后又访其他名寺高僧。他到处搜求佛典章疏。三年后回国,带回各种佛典章疏一千余卷,于兴王寺置“教藏都监”,主持雕印之事。又写信求购佛书于宋、辽和日本,得4千卷以上。他在宣宗七年(1090)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为5048卷佛书著录,其中有唐宋及辽的佛教著述,也有新罗、高丽僧人的著述。由兴王寺“教藏都监”雕印《续藏经》。现残存部分,于日本、朝鲜发现,如唐澄观《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华严经行愿品疏》、新罗崔致远《法藏和尚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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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雕大藏经》

现在通用的《高丽藏》即为高丽再雕本《大藏经》。据高丽李奎报《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高宗二十四年(1237)因蒙古军入侵,高宗与文武群臣发愿再雕印一部《大藏经》,至高宗三十八年(1451)历经15年完成,雕版8万多块,后移至今庆尚南道陕川郡伽那山海印寺,故《高丽藏》也称《海印寺版藏经》。其中除收《开元释教录》所列入藏经典外,还收《贞元续开元录》所录和部分宋译经典。全藏共628函,1524部,6558卷。

在《高丽藏》雕印过程,僧统守其用《开宝藏》、《契丹藏》及高丽初雕本藏经互相对校勘正,此后将其结果整理成《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30卷,也收在《高丽藏》中。

四、李朝的崇儒排佛和佛教的衰微

李朝(1392—1910)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初期实行科田法,按新贵族、官僚的等第授与一定数量的收租地(科田),强化中央集权,农业和工、商业有所发展。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鲜,李朝联明抗日,击败了这次入侵。17世纪中叶以后,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动乱很多。19世纪中叶,美、法等国侵犯朝鲜,被人民击退。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此朝鲜逐渐被日本控制,1905年沦为日本的附属国,1910年被日本吞并,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始复为主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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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李朝基本采取崇儒排佛政策。高丽末年兴起的儒学,到李朝时又有发展。设国学乡校,传授儒家经典,因受宋、明朝影响,尤重程朱性理之学。设置科举取士之制,选取儒者为官。佛教经高丽王朝的发展,势力已很大,寺院遍于全国,占有很多良田和奴婢,对国家的财政和统治有潜在的威胁。继高丽未年儒臣排佛之议,李朝也多次发生排佛言论。从历代国王看,太祖和世祖继续崇佛,但太宗、世宗以及燕山君等主张排佛。后者推行抑制和排斥佛教的政策影响很大。到李朝末年,虽然佛教信仰仍在广大人民之间流行,但僧尼被迫居于深山寺院,而且社会地位低下。佛教已趋衰微的境地。

1.对佛教的削弱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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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以祟佛著称,尊曹溪宗僧自超为玉师,又任天台宗僧祖丘为国师,建兴天寺作为修禅道场,建兴德寺作为教宗道场。然而他也同时看到佛教失控带来的弊害。他说:“佛氏之道,当以清净寡欲为宗。今住寺院者,务营产业,至犯其所谓色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后,其弟子有以寺社及奴婢称为法孙相传,以至相讼。予自潜邱,思革其弊。其令有司,勘究以闻。”①但直到太宗之时,才开始对佛教采取实际的排斥措施。

太宗(1401—1418在位)时规定全国各宗派可留置寺院的限额:曹溪宗、总持宗共70寺,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合43寺:华严宗、道门宗合43寺;慈恩宗36寺:中道宗、神印宗合30寺;南山宗、始兴宗合10寺。令裁减下来的寺院沙门还俗,土地归国有,奴婢由政府处理,又下令严格出家为僧的度碟制度;废除历代沿续下来的任命王师、国师的做法;废止在王陵墓附近建立寺刹的惯例。

世宗(1419—1450)以儒教为国教,置集贤殿以振兴学问,确立了李朝崇儒的文教体制。他同意臣下的奏议,对佛教各宗进行合并,确立了教禅二宗的管理体制,下令禁止每年春天沿街诵《般若经》的“经行”活动。

成宗(1470—1494在位)时下令撤毁汉城内外的尼寺23所,严禁度僧,检查出僧中无度牒者令其还俗。

燕山君(1495—1505在位)大力推行排佛政策,废除僧科考试选拔高僧的制度,把禅、教二宗的管理教务中心(都会所)移到城外,废除京城内的一切寺社,把世祖时兴建的圆觉寺改为“妓坊”,把儒教学府成均馆改为“宴乐之所”。

中宗四年(1509)下令把都城内的一切寺刹皆废为公府。由于僧科选拔制度的废除,对僧尼放松管理,到中宗后期,寺院成为游民与盗贼栖息之所,中宗三十年(1535)领议政金谨思等议:“这罪逃役偷盗无赖者,以寺刹为之窟穴,其土著良丁亦聚莫就农。僧俗混淆,良盗杂揉,连结为奸,出没行劫,靡所不至”。①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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