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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历史 - 朝鲜民族佛教的形成及发展

[2012/2/16]
此后,经朝明联合抗日战争,僧人武装从军、曾立功黜,佛教情况稍有转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朝崇儒排佛的政策。显宗即位(1660)下令禁止良民削发为僧,犯者一律还俗。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天主教在朝鲜发展迅速,李朝采取严厉镇压政策。为此,对佛教的抑制有所放松,原来禁止僧尼入城的禁令也渐废止。随着日本的入侵和吞并,朝鲜佛教被纳入日本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之下。

2.禅教二宗体制和僧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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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佛教的诸多宗派,大多数直接源于中国,也有的是据中国汉地佛教著作由自己创立的,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这些宗派的传承关系,不都十分清楚。高丽时期有“五教”之法,也只是一种概说。义天之时有六宗存在,即:戒律宗、法相宗、涅槃宗、法性宗(三论宗)、圆融宗(华严宗)、禅寂宗(禅宗)。到知讷创立曹溪宗,发展为七宗,统称“五教二宗”。到李朝之时,则变为曹溪宗、总持宗(密宗)、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华严宗、道门宗、慈恩宗、中道宗(三论宗)、神印宗(当为密宗)、南山宗、始兴宗等11宗。

李朝世宗六年(1424)对上述11宗又进行合并,中道、神印合为中神宗,总持、南山合为总南宗,天台疏字、天台法事合为天台宗,华严、道门合为华严宗,此外尚有曹溪宗、慈恩宗、始兴宗,共7宗。此后,为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和削减佛教势力,世宗又将7宗合为禅、教二宗,即:将曹溪、天台、总南3宗合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神、始兴4宗合为“教宗”。选择36寺分属禅、教2宗,各配定量僧人,给寺院田地。取消原来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僧录司,将原来僧录司的奴婢384人分给禅、教2宗。2宗的事务分别由设于汉城兴天寺的禅宗都会所和兴德寺的教宗都会所管理。

禅教2宗每3年通过僧科考试选拔教务人才,授以僧阶。禅宗的僧阶是大选、中德、禅师、大禅师。从大禅师中选任兴天寺住持,即禅宗都会所的“禅宗判事”,则称为“都大禅师”。教宗的僧阶是大选、中德、大德、大师。从大师中选任兴德寺住持,即教宗都会所的“教宗判事”,则称之为“都大帅”。担任各寺往持的,要从禅教二宗的中德以上僧阶的人中选任。至僧科废止,情况有些混乱,此后虽一度恢复僧科,但已不同以前了。

宣祖(1567—1607在位)以后,因西山休静等禅师率僧兵在抗日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授予僧职,任休静为“禅教十六宗都总摄”,继休静为都总摄的是他的弟子惟政。此后担任管理南汉山城修筑职务的僧人也被授于都总摄之号。到仁祖(1623—1649在位)时江陵的月精寺、茂朱的赤裳山城、奉化的觉华寺、江华的传灯寺等四寺住持,曾担当过守城之任,也被授“总摄”之职。此后建的一些表忠祠等,也置都总摄,但主要是掌管祈祷修法事务。任水原的龙珠寺的住持,称“八道部僧统”,负责检查全国僧尼风纪。

3.休静及其门下

公元1591年,日本丰臣秀吉悍然派兵入侵朝鲜,第二年(壬辰年)日军攻陷汉城,史称“壬辰之乱”。此后,李朝联合明朝展开了英勇的抗日卫国斗争。朝鲜名将李舜臣与明将李如松、邓子龙协力,在1898年把日军最后逐出朝鲜。在朝鲜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禅僧休静及其弟子戎马上阵,立有战功。

休静(1520—1604),号清虚子,久住妙香山,世称西山大师。俗姓崔,21岁出家,从曹溪宗一禅(1488—1568)受戒,后到灵观(1485—1570)门下参禅。30岁经禅科考试,从大选升至教宗判事、禅宗判事。37岁舍职入山教授弟子。宣祖时一度因受诬告入狱,出狱后名声越来越高。日军入侵,宣祖任命他为“八道十六宗(按,禅、教二宗,八道合为十六宗)都总摄”,使募僧为兵。休静以73岁的高龄在顺安的法兴寺集僧1500人,并向全国寺院传械号召义僧从军卫国,弟子惟政在杵城乾凤寺集义僧700人,处英在全罗道集义僧1000人,灵圭在公州的甲寺集义僧700人,会兵归休静统一指挥。

休静的僧兵与明军统帅李如松配合,在牡丹峰战役中表现英勇,在收复平壤、开城和汉城中也立有战功。宣祖回到汉城时,明将李如松给休静送帖嘉奖,题诗曰:“无意图功利,专心学道禅,今闻王事急,总摄下山颠。”后因年老,把“都总摄”及事务交任弟子惟政、处英,往来各山寺刹教导弟子(李廷龟《休静大师碑铭》)。著有《禅家龟鉴》、《三家龟鉴》、《禅教释》、《清虚堂集》、《云水坛》等,对李朝末期的佛教有较大影响。休静有弟子千余人,以惟政为嗣法弟子,此外,彦机、太能、一禅也有名。他们四人的法系各成一派。休静在与日军对阵中多得力于惟政及处英、敬轩、灵圭的帮助。灵圭阵亡于锦山之役。休静的法系在战争结束后占据全国寺院的主流,一直影响到现在。

休静是朝鲜曹溪宗祖师之一,上承知讷,又受他师承的正心——智严一系的影响,实际属临济宗禅法。据他所著《禅家龟鉴》,可概述为四点:(1)重心性、圆相,说“禅是佛心,教是佛语”。休静认为,心性佛性虽为“诸佛之本源”,但不可用文字语言表达,借怀让的话说,“说似一物即不中”,用图表示是一“○”(圆相),直接悟解这种佛心的,就是禅宗。

但众生的素质不同,为了适应传教、解悟的需要,又不能不借用语言文字“随缘”解说,形成通过言教传法的“教宗”(华严宗等)。他说:“世尊三处(传说释迦于多子塔前分半座,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涅槃后从棺中示双脚背)传心者为禅旨,一代所说者为教门。故曰:“禅是佛心,教是佛语。”他对禅、教的分辨,一是说禅宗优于教宗,二是据实际传教需要,说教、禅均不可缺。李朝虽并七宗为禅、教二宗,实际上以曹溪宗为代表的禅宗则据全国佛教的主流。休静的理论对这一现况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2)顿悟渐修与融会禅、教。高丽和李朝虽分禅与教,但兼习禅、教的僧人很多,在诸教中尤以华严宗影响最大。休静虽一再强调禅宗是“直入菩提正路”,但又认为,离开言教不可能使一切人内心自悟。他说,学者应先通过言教,了解“不变、随缘二义,是自心之性相;顿悟、渐修两门,是自行之始终,然后放下教意,但将自心现前一念,参详禅旨,则必有所得,所谓出身活路”。此外,修禅悟道还必须“持戒”、“护三业”、“断贪欲”,也需借言教才行。因此,除了所谓“上根大智”者外,教门是不可缺的,此即谓之“理须顿悟,事非顿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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