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汶艺术网

中华古籍全录

汉语字典

书法字典

西汶艺术品

会员登录 | 注册
纽新优品
西汶艺术网: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

首页

艺术资料

展览展讯

画廊艺馆

历史人物

品茶读书

中国诗词

我要提问

艺术图片

中国黄历

佛教历史 - 日本民族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

[2012/2/16]
总的说来,江户时期的佛教除从中国传入黄蘗宗(实属临济宗)以外,无论在宗派还是教义理论上都没有新的发展。幕府出于控制利用佛教的需要对佛教制定了各种“法度”,奖励佛学研究。幕府初期重用临济宗僧崇传(1569—1633)和天台宗僧天海(1536—1643),除请他们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之外,还命他们为佛教制定各种法度,对各宗派及寺院的职位的等级、法衣的等差、本山(总寺)末寺(分寺)的所属关系、财物的化募、新寺的建立等都有规定。各宗应在江户设代表机构,称“触头”(或称“僧录”、“轮番”、“在蕃”),经常把幕府的政令下达到本宗寺院。本山对下属各寺有严格的支配权。

在幕府禁止和镇压天主教的活动中也大力利用佛教。幕府强迫天主教信徒改信佛教,到佛教寺院登记并需得到寺僧开的证明。此称“寺请制”。此后下令佛教寺院设置相当于户籍的“宗旨人别帐”,对周围居民的姓名、年龄、信仰的宗派等登记入册,让僧侣监督民众,防止天主教传播。还规定居民结婚、生死、旅行等,也必需受到所属寺院的检察,有的要由僧侣出具证明。信徒全家只能信仰一种佛教宗派。寺院负责信徒的丧葬仪式,收藏骨灰,定期为信徒的祖先举办各种追荐法会,信徒要向寺院奉纳财物。这样,在寺院与信徒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依从关系,日本称之为“寺檀关系”。这一方面通过寺院对信徒的控制有利于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僧侣处于监视民众的特殊地位,衣食有余,陷入更多的世俗事物,而日益腐败。江户时代虽出了很多有学问的名僧,但颓败的风气却是十分明显的。

在幕府给各宗下达的法度中,提倡僧人专心研究教义和修行。例如在给曹洞宗下达的法度中规定僧人必须有30年修行成就的资历才可出师传禅:给真言宗长谷寺的法度中规定必须住山修学20年才可传法;给净土宗的法度规定要修学15年:给临济宗京都的大德寺和妙心寺的法度规定要修行30年,参1700则公案才可得到“出世”的认可。出师、僧阶升级、担任住持,都与修学资历密切结合。因此,本时期的佛教各派都重视兴办教育事业,以培养学僧,适应本派理论研究和传教的需要。各派所办的学校名称不一,日莲宗称“谈林”,净土宗称“檀林”,曹洞宗设“栴檀林”,净土真宗有“学黉”,有些宗派在大的寺院办学。各派都出了一些著名学僧,对本派所奉的教义在理论上进行解释、论证,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真言宗的赖瑜(1226—1304)著《十住心论愚草》等,对真言宗的传统教义提出新义。临济宗的泽庵(1573—1645)受到将军德川家光的皈依,有著作、歌集多种,其《不动智神妙录》从禅的立场论剑道,受到武士的欢迎。白隐慧鹤(1685—1768)也是临济宗僧,著有《荆丛毒蘂》、《槐安国语》、《夜船闲话》、《远罗天釜》等,在妙心寺等处开法传禅,语言通俗易懂,结合处世之道讲禅的精神,有时还借用俚语歌呗,深受信众欢迎。无著道忠(1653—1744)著《禅林象器笺》20卷,广引内典、外典对禅林用语进行考释,是一部禅宗辞典。

此外师蛮著《延宝传灯录》、《本朝高僧传》;道契著《续日本高僧传》等,也很有名。
西汶艺术网
德川幕府禁止成立新的佛教宗派。在这一时期新的佛教宗派只有从中国传入的黄蘗宗。黄蘗宗的创立人是隐元隆琦(1592—1673),原是福建福清县人,曾在黄蘗山临济宗费隐禅师门下参学。日本长崎是与中国通商的港口,住的中国人很多。他们一般信奉禅宗,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等,请中国僧人担任住持。承应三年(1654)隐元应长崎中国僧人之请赴日,先住长崎,声闻全国,后应邀到外地传禅,带弟到江户,受到将军德川家纲的优遇。此后在京都北字治受赐土地建黄蘗山万福寺,作为开法传禅之所。前来参学的日本禅僧很多。隐元的禅法属于明代盛行的“念佛禅”,主张禅净一致,从禅宗的立场修持念佛法门,认为“已身弥陀,唯心净土”,“万法唯心,心外无别法”。著有《弘戒法仪》、《语录》、《云涛集》等。弟子多为明人,嗣其法者在22代以前除一人是日本人外,都是中国人。隐元的日本弟子中有位名铁眼道光(1630—1682),集资主持《大藏经》的雕印事业,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为方册本),天和元年(1681)雕印完成,共6771卷,称《铁眼版一切经》或《黄蘗版大藏经》,印量多,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

在这个时期,佛教内部的世俗化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有不少僧人鼓吹诸教合流,主张吸收世俗伦理道德,肯定现实封建秩序,提倡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的思想。天台宗敬光《山家正统学则》要人学儒书;真言宗宗慈《十善法语》、《为人之道》等书,说“十善”为“做人之道”,说“有人即有此道,不假外求……人人具足,物物自尔”;净土真宗本来就采取世俗生活形态,此时更强调孝行论;曹洞宗铃木正三著《万民德用》、《盲安杖》等,主张在度世日用、万事万善、五伦之道、法度、武勇的世俗生活中应用佛法,士农工商尽其职分,即为修行佛道,日莲宗知足庵《一心常安》主张“知足常乐,知止不耻”,“世事之中即有一心三观之理”。

随着儒学特别是朱熹学说、神道教在社会上的独立发展和影响的扩大,不少儒者和神道学者对佛教提出批评,矛头主要指向三个方面:一是佛教的弃家州世主义,认为背离忠君孝亲的伦理纲常;二是建寺造像,浪费土地财物,僧侣不劳而获;三是佛教教义中地狱天堂之说的虚妄性。针对这些批评,一些学僧著书提倡儒道佛三教一致论。他们的著作受到了中国禅僧契嵩、宗果以及袾宏、智旭、德清等人的影响,但有的结合日本国情有新的发展,如在宣传三教一致时也把神道包括进去,提出神、儒、佛一致。禅宗慧训《三教论衡》认为佛教的心性论、儒教的天命论和道教的虚无论,本无二致。白隐《三教一致之辨》说儒教的“至善”,即道教的“虚无大道”,与佛教禅的“白性本有”相同。净土宗大我《三教鼎足论》以五戒与五常的一致说明佛儒关系,以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儒教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和神道的剑、玉、镜三种神器的一致,来说明神道与儒、佛的关系:又用佛教的般若、慈悲、方便,儒教的智、仁、勇,神道的明镜、灵玺、宝剑的一致,论述神道教与儒、佛具有一致性,说三者皆“劝善惩恶”,儒佛二教也“辅翼神抵,益吾灵国”。这些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僧人对佛教以外各种知识的学习,为明治维新以后僧人从事各种社会文化事业创造了条件。

页码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佛教历史
更多
纽新优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