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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2007/1/18]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美国现代文学史 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在作品中大胆地创新表现手法,以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和独到的思想深度,“描写一个年老垂死的世界”[1],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南方 旧体制腐朽没落的根源,无情地批判了压抑和摧残人性的清教主义、奴隶制和种族主义 ,表现了身处历史变革之中的南方人的精神危机。

在福克纳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新教势力,主宰着整个南方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支持着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加尔 文主义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派别,它一方面要求对社会进行 激烈改革,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又僵硬地信奉原罪和命运生前决定 的教义,压制人的欲望,谴责任何形式的娱乐和享受。“加尔文化了的耶和华”,具有 一种严厉而毫不宽容的特质,是《旧约》中那个不断惩罚的“部落之神”[2]。美国南 方人信奉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厉而僵化了的上帝,生活中的“享受被等同于罪恶”,生活 成了人们“自己把自己不断地钉在十字架上的过程”[3]。福克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 宗教保守势力横行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家庭也信奉传统的基督教。他的曾祖父“是一个 在宗教原则上绝无还价可讲的人。他的原则之一就是每天早餐前,每个人从小孩到大人 都必须准备好一段《圣经》摘录,并流利地背诵。不然的话,就别想吃早饭”[4]。他 的父母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属于美以美教(Methodists),母亲属于浸礼教(Baptists),这两个派别的教徒组成了美国南方的早期移民。正像在福克纳的小说《小 镇》里,查尔斯·莫利森回顾杰弗逊镇的历史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镇是由雅利安 浸礼教徒和美以美教徒所创立的”[5]。福克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和创作,他的思想 和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如福克纳自己所说的,基督教文 化是像他这样“一个南方农村小孩的背景……我在其中长大,我不知不觉地将它消化吸 收。它存在于我身上,这与我究竟对它相信多少毫无关系”[6]。尽管福克纳的创作思 想有着明显的基督教的特征,尽管他的小说中有许多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与影射,但他 从未把宣扬基督教教义作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他并不是一个基督教作家。相反,在他几 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对压抑人性的清教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福克纳心目中的上帝是 宽容而仁慈的,他对加尔文主义清教的上帝充满了愤懑之情,所以才有了他作品中那么 多发生在基督教重大日子里的罪恶与不幸。

《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故事,就是以耶稣受难的星期(passion week)为时间背景的。小说中班吉(Benjy)部分的时间背景是4月7日圣礼拜六, 这一天正好是班吉的33岁生日,而耶稣正是33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里便有着十 分明显的影射性。班吉是一个白痴,枉有33岁的年龄而只有3岁儿童的智力,甚至不会 说话,只能“毫无意义”地“喧哗”。(小说书名《喧哗与骚动》出自莎士比亚悲剧《 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语:“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都没有任何 意义。”[7])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班吉的姐姐凯蒂(Caddy)漂亮、热情而富有同情心, 也是康普生家族里惟一真正爱护班吉的人。班吉和凯蒂生长在一个既没有母爱也缺乏父 爱的家庭里,从小受到清教式的严厉教育,在没有爱的生活中,他们更加渴望着理解与 关心。班吉在感情上完全依赖着凯蒂,而凯蒂则试图在异性的爱抚中得到慰藉,结果却 走过了头。福克纳笔下的班吉影射着耶稣,尽管他是一个白痴却有着耶稣般的超自然力 ,竭力想阻止凯蒂的堕落。然而这种耶稣般的超自然力并不能拯救凯蒂于走投无路的逆 境之中,凯蒂还是堕落了,最后竟成为纳粹军官的情妇。这里影射的含义是十分直白的 :耶稣竟像白痴一样的无奈,只会“毫无意义”地“喧哗”。影射对主题的深化作用也 是十分明显的:福克纳借助“耶稣”的无奈,来揭示代表着南方旧传统体制的康普生家 族的没落是无可挽回的,即使是上帝的超自然力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用影射上帝 作为衬托,这一主题远不会揭示的这样深刻。

在《寓言》(A Fable)中,福克纳更是直接使用了耶稣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个反对战 争、倡导和平的人物形象,他像耶稣一样有着12个追随者(门徒),而出卖他的人(犹大) 也正好得到30枚银币。同耶稣一样,他也是在星期三被捕,和两个盗贼(强盗)在星期五 一起被处死,死时也正好33岁。这个班长形象,是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的象征,他曾成 功地把敌对双方的士兵团结在一起,一度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缔造了和平。福克纳刻画 这样一个人物被处死,是对战争与社会腐败的抨击。他在谈到《寓言》时曾经说过:“ 如果耶稣在1914年~1915年再度降临的话,他就会再一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8]这 就一语道破了《寓言》的创作思想,说明它不仅仅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对整个西 方世界的腐败和对教会背叛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讽刺与批判。从《寓言》的创作手法上 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福克纳以宗教典故进行隐喻与影射,让一个普通人的行为与命运同 耶稣和基督教联系到了一起,使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战争虐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 把宗教伪善的面具撕剥得荡然无存,使这个故事具有了更为广袤的寓意,也使作品的表 现力和批判性变得更为深刻与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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