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纯粹的学者，一生几乎不涉足政治。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即有这样的话： “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在大变革的年代里，政治却会找上门来。当年梁启超曾经积极投身政治，且又立场屡变，为一些人所诟病。陈先生为他辩解说：“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史家的通识使陈先生知道，人生世上，无法与政治绝缘。就以陈先生自身而言，即使不涉足政治，哪怕不谈政治，其自身的独特存在，也是对政治的某种言诠。而且以陈先生那样的世家子弟，真要割舍对政治的情结，也是很难做到的。
事实上，陈先生有时也喜谈谈政治的。他因家世因缘，喜谈清季掌故，这是我们所熟知的，残存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里也留下了一鳞半爪。就是当代政治，陈先生也常常发表见解。袁世凯称帝，陈先生“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蒋介石北伐成功，全国名义上统一了，要用三民主义统一思想。陈先生认为那是俗谛。蒋介石要用顾孟余当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陈先生不答应，专门坐飞机赶到重庆参加中研院会议，为的是投胡适一票，并且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以独特的方式表明了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中科院请他任历史二所的所长，他提要求说，当所长可以，但不学马列，不学政治。实际上是拒绝了。大跃进的时候，周扬来拜访他，说起失误，周说社会主义是个试验，陈先生对这个解释不满意，说试可以，但不能差得太远。这些事都说明陈先生对政治很关心，政治态度也一点不含糊。他还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虽然语多晦涩，但明眼人也能看出其中不少都是对现实政治的有感而发，比如“尊朱颂圣有成规”，明显的是“谤诗”啊。然则陈先生在说“我从来不谈政治”时，究竟何所指而云然？我想，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恐怕是下意识地拿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这些在学术界身份地位与其相侔的在做参照。与这些人相比，陈先生不曾直接从事政治，谈得也不算多，确乎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
虽然直接谈得不多，但陈先生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曲折地传递给了我们他关于政治的若干见解，这就是他的史学论文。伟大史学家的生命总是与国家、时代、民族血脉相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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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陈先生有时也喜谈谈政治的。他因家世因缘，喜谈清季掌故，这是我们所熟知的，残存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里也留下了一鳞半爪。就是当代政治，陈先生也常常发表见解。袁世凯称帝，陈先生“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蒋介石北伐成功，全国名义上统一了，要用三民主义统一思想。陈先生认为那是俗谛。蒋介石要用顾孟余当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陈先生不答应，专门坐飞机赶到重庆参加中研院会议，为的是投胡适一票，并且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以独特的方式表明了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中科院请他任历史二所的所长，他提要求说，当所长可以，但不学马列，不学政治。实际上是拒绝了。大跃进的时候，周扬来拜访他，说起失误，周说社会主义是个试验，陈先生对这个解释不满意，说试可以，但不能差得太远。这些事都说明陈先生对政治很关心，政治态度也一点不含糊。他还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虽然语多晦涩，但明眼人也能看出其中不少都是对现实政治的有感而发，比如“尊朱颂圣有成规”，明显的是“谤诗”啊。然则陈先生在说“我从来不谈政治”时，究竟何所指而云然？我想，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恐怕是下意识地拿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这些在学术界身份地位与其相侔的在做参照。与这些人相比，陈先生不曾直接从事政治，谈得也不算多，确乎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
虽然直接谈得不多，但陈先生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曲折地传递给了我们他关于政治的若干见解，这就是他的史学论文。伟大史学家的生命总是与国家、时代、民族血脉相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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