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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十评

[作者:启良]  [2005/8/1]
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致以儒门淡泊,薪火难传.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试图通过在思想文化界的呐喊与笔伐,将国人从封建礼教的种种拘禁中解放出来。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华民族图强振兴必经的一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场狂飙突进般的思想运动并没有顺利地得以开花结果.近70年来在中国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儒家思想,就是在此种文化环境下得以产生和发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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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复杂性又在于,新儒家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口,具有极浓厚的保守色彩,但却又时刻关注着中国现代化这一主题.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如何把中国的问题解决好,尤其在传统缺失人心无根的局势下,他们试图复兴儒学,以之作为新时代的精神支撑.他们的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尽管此种信念过于理想和浪漫,但其为民族计为生民计的良苦用心,却是值得同情、理解和敬重的.尤其是,他们大多能“拿自已的思想作主”,而不是依附于某种时髦的理论模式,更显得难能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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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能“拿自己的思想作主”,并非能保障其自作主张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的自主只是思想探索的前提,最重要的是思想者的识见.因此,我敬重新儒家的学养和人格,但对于他们为现代中国所提供的文化蓝图,从根本上则是不敢苟同的。我总觉得,从学理的层面上看,儒学于人生的安立的确是门美仑美奂的学问,但落到实处却未能给古代中国社会带来多少福音,也下可能为医治现代中国之病症开出一剂有效的药方.中国问题之解决,最吃紧的是人的现代化,而儒学不可能塑造现代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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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同新儒家最根本的分歧.纲而言之,大致可分为如下十个方面.

一 我们如何理解传统

人是传统的产物.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传统,同样不可能离开传统的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生活在先辈为我们所创造的文化传统之中。他不仅靠传统哺育,同时又深受传统的制约。他不能离开传统。就象他不能离开大地和空气一样.因之,从根本的意叉上说,传统是打不倒的,也不应该试图去打倒它.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彻底同传统脱了关联的人.

所以,就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新儒家认为只有维护传统方可走上现代化新路的看法原为不谬.中国问题之解决,并非一切从头做起,也不是一定要把本民族原有的文明成果统统推倒.此种道理,浅显易懂.新儒家失当的是,他们所谓的传统,有着狭义的限定,非独为“吾家旧物”,而且是仅就孔孟程朱陆王一脉下宋的道统而言的.所以牟宗三为中国问题之解决所开的药方,第一种药就是“道统之肯定”,即确保儒门香火之不绝.虽然他们也表示愿意接纳一些不痛不痒的外来文化,但却坚特要用中国固常的儒学传统将其“重新改过”。我认为,对传统的此种理解,同情地说,是出于对儒学传统的一份恋情,不客气地讲,则是极狭隘极偏蔽的文化山头主义.

传统从宋就不是单线流延的,更非静态而无变易。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富有开放的性格.须知,早在三、四千年前的夏商两代原不过局囿于中原一地,文化建树也极其有限,只因同周边各地文化长期的交融汇聚,才形成后世浩瀚的文化大河。试问,如果我们的祖先也抱着文化山头主义,后世中国又何来博大之文化?今日的新儒家请先生又怎能有抱定文化山头主义之可能?传统并非一个超逻辑超批判的主体,文化的发展必赖于传统的更新和对传统的超越.人类历史屡屡表明,一个突破传统的时代也就是文明大发展的时代,一个能适时地批判传统的民族也就是最有前途的民族。

对传统的批判与突彼,并非不要传统,更非无传统可以继承.传统既具民族性,又具世界性.具体说,在以往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传统主要体现为民族性,而在今天的开放社会,传统则主要体现为世界性.古代社会,人们所继承的传统大多以民族为界限,异域文化只是作为零散的成分加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库藏.当今社会,人们既是某一民族的人或某一地区的人,同时又是地球人世界人.世界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化是为一整体,同为人类文化之成果.相应的,对于人类这份共同文化成果,或曰共有的传统,任何民族都可从中获益,都可以之作为自已未来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不必一定要固执本民族文化之传统,更不必守着落后,拒斥先进。

因之,新儒家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实为小根器反对大智慧,不明白胡适、鲁迅等人反对的只是以儒学为主干的小传统,拥抱的却是世界文化的大传统.

二 儒学足否为一“常道”

新儒家坚持“道统之肯定”,抱定儒学救世之信念,在他们看来,理论根据就在于儒学是一“常道”,而非“变数”.具体而言,孔圣伊始,儒学大化流行,虽经诸多磨难,却终能化险为夷,延续至今,足可说明其生命力之旺盛,不是一阵欧风美雨的冲击就会凋尽的.

无可否认,近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学的确很是风光,很是体面,为中国文明的发足也有过贡献。但是又须看到,儒学的长久流延与其说赖于自身的生命力,不如说靠历代王朝的鼎力护持。可以说,儒学从根本上就是封建统治的寄生物,是小农经济的胞兄胞弟。尽管很难将其与封建王朝与小农经济看作毛与皮的关系(因为三者压根儿就是三位一体),但是儒学的政治保障和经济基础无疑是王朝政治与小农经济.世界上设有超时间的理论形态,没有游离于于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精神文明.尤其对于一种世俗的道德学问,更是这样.小农经济的解体,王朝政治的终结,必然导致儒学的生存危机。新文化运动紧接着诸王朝的正寝,决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如果象新儒家所说的,儒学为一“常道”,那么请问,为何20世纪的中国人对孔夫子如此不敬,致以懦门淡泊,绝学难续?为何面对百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人祸频仍,儒学竟无可奈何,听之任之?难道这仅仅能归罪于陈独秀胡适等人“肆意妄为”?一种在思想界独占两千年领导地位的官方学间,竟然如此不经打击,难道不是因为其自身垂垂老矣,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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