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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文章的论辩艺术

[2006/3/14]
金化伦

先秦诸子文章,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之一。对这份遗产的思想价值,前人论述相当详备,对其艺术价值的论述则相对疏略。班固说,先秦诸子百家,“皆起于王道既微”之时,当时“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①要想获得诸侯赏识,不但对旧制度崩溃、新制度建立当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作出入情入理的回答,而且在说理上必须讲究艺术,才能击败论敌,打动诸侯。先秦诸子深谙此理,他们互相争鸣,彼此辩驳,力求把自己的主张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因而在论辩艺术的运用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入探讨和总结先秦诸子文章的论辩艺术,对进一步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无疑是大有补益的。

设譬取喻  寄理寓言

在文学艺术的诸多表达方式中,也许要数比喻最为古老了。翻拣我国最早的典籍《易经》和《尚书》,不难发现这方面的事实。“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和“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例子。以后的《诗经》时代,比喻已被大量采用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表现手法。先秦诸子文章不仅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而且使之向前跃进了一步,即不仅在描摹事物、叙述事件、抒发情感时采用比喻,而且在论述某一问题,阐明自己观点,或者彼此辩驳时亦喜欢打比方。如孟子在分析齐宣王不能称霸天下的原因时,认为宣王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为了说明这一见解,孟子打了如下比方:“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很显然,一个人绝不可能把泰山夹在胳膊之下跳过北海,但为老人折取树枝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孟子正是通过这一比喻,极其生动地说明了“不能”和“不为”的区别,使齐宣王豁然开朗。让我们再看《墨子.耕柱》篇的一段对话: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晞者晞,然后墙成。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不难看出,墨子也正是通过筑墙的譬喻,把“为义的大务”说明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已开始在理论上探讨比喻的定义,他认为“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小取》),即比喻就是用别的事物来说明人们所要说明的事物,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比方”。至于其具体作用,刘向《说苑.善说》篇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客谓梁王曰“惠子言事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直言无譬也。” 惠子曰:“今有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曰:‘弹之状如弹’,喻乎?” 曰:“未喻也。” 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知矣。”王曰:“善。”

诚如惠施所言,比喻的作用便是“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通过以人们熟悉的事物为喻,往往能把人们不知道的事物或不明白的道理说明得更加清楚,使人易于理解和接受。不过问题在于,这类比喻往往是三言两语,一般只能说明比较简单的事物和道理,遇到错综复杂的情况和深奥的道理时,这类比喻常常显得苍白无力。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先秦诸子从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得到启发,并运用这一形式进行比喻说理,从而使比喻发展到了形态上更为高级的寓言阶段,用以阐明他们的哲学政治人生伦理诸方面的思想,使抽象的道理表达得栩栩如生,韵味无穷。据《孟子.梁惠王》记载,在河内遭遇饥荒时,惠王把那里的老百姓迁移到河东,同时把河东的部分粮食运到河内。当河东遭遇饥荒时,他又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加以解决。没有一个邻国像他这样做。因此他认为自己对治理国家已经竭尽心力了,可效果却和邻国一模一样:“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对此他感到非常困惑,便向孟子讨教。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尔,是亦走也。”在这段对话中,孟子明确表示他“以战为喻”,亦即把这个寓言故事当作比喻来使用。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有一方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只不过逃跑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士兵后退得少一些,有些士兵后退得多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逃跑,脸上无光。如果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不合乎情理的。和邻国相比,梁惠王对待百姓的态度,实际上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尽管在非常时期他曾采取过特别措施,但他没有也不可能任用贤能,实行仁政,让利于民,从根本的政治制度上解决问题,因此效果必然和邻国一样。孟子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寓言故事,无疑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但他并没有直接点破,而只是暗示:“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从而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警醒效果。我们不妨设想,倘若孟子不用这个寓言作比,而是抽象地进行说教,干巴巴地给惠王讲上述大道理,惠王能否听得进去,很值得怀疑。

在道家学派看来,寓言“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者为是之,异于者为非之。”也就是说,假托外人来谈论容易展开话题,驳斥别人意见,表达自己观点。譬如某人的父亲称赞自己儿子,不如让别人来称赞他。因此,运用寓言故事说理,比自己直接陈述更具说服力,别人更易于相信和接受。基于这种认识,道家学派特别喜欢采用寓言申说自己的主张。《庄子》一书,“寓言十九”,成为该书最主要的说理手段。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运用寓言作比,使之成为一种极其时髦的说理方式。《韩非子》中的“南郭吹竽”、“买椟还珠”、“自相矛盾”、“守株待兔”等故事,因为生动形象、寓意深刻,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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