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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反思、对话与回归

[作者:魏长宝]  [来源:光明日报]  [2006/4/8]
2005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在反思和对话中回归自身传统。

关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的反思近几年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2005年这一论题仍然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学术兴趣,并有进一步的推进。主要表现为:1、与前两年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持负面甚至拒斥的态度不同,现在学者们大都承认这一问题是学科建设中的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不能作为一个“伪问题”等闲视之,如果能把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性和主体性诉求落实到今后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可操作的层面中去,将会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正面意义。2、学术界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对旧范式的反思,而是开始尝试中国哲学史的新的书写方式。如有的学者针对既有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普遍存在的化约主义倾向,强调要充分尊重中国思想范畴原本所具有的歧义性与丰富性,并提出可以对经典做不以范畴研究为中心的哲学性探究,而是直接面对经典世界的生活经验,从古典的生活经验中,发掘未经明言而隐含其中的思想观念,进行有深度的哲学反思。3、一些学者尤其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对用“以西释中”来概括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提出批评,他们强调,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主流,不能简单地说它始终没有摆脱“以西释中”的模式。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有其自身不可否认的落后性、保守性,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现实选择,不能借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拒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4、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和学科范式反思的问题,进一步融入国际学术视野。一方面是欧美和日本有一些学者开始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来,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这一问题屡屡成为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实多少是在北美、甚至包括日本思想史写作的流行话语中进行的,因为它所声称的“本土化”问题和去精英化的生活世界观念,成功地获得了西方当前流行的所谓“新文化史”的典范支持。因此,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必须纳入到世界和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转移的脉络中,才可以获得比较明确的了解。我们尤其必须注意,北美、日本思想史写作的转向并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的语境中加以套用。

关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多元对话,融会贯通,以创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问题,是近些年中国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其在2005年的新态势表现为:1、通过对话扩大交流、创造共识的观念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哲学界内部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哲学理论之间,正在打破多少年来人为设立的各种藩篱,逐步形成一种相互宽容、平等讨论的关系。许多学者不再简单地按照本学科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和考虑哲学问题,而是更倾向于从不同理论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角度,来寻求积极的理论交锋和对话,并在对话中发出更加富有创见的声音,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转型。2、在全球化和世界性交往的条件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家开始注重参与国际哲学事务,积极寻求国际对话,在国际哲学舞台上发出中国人的声音。有的学者强调,我们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不能仅仅停留于被动的吸收和借鉴,只有当我们也能提出和进入真正的问题时,我们才能真正吸纳和消化西方哲学。因此我们要努力以西方哲学为“窗子”和“镜子”,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话语和哲学理论。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不仅应当是跨学科的,而且应当是跨文化的,要努力发展起一种“大哲学”的观念,推进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使中国哲学不仅只是“中国的哲学”,而且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哲学。3、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理论的对话,必须面向我们自己的问题,表达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和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确实面对许多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感受和解决方式却很难有“普世伦理”或“重叠共识”。通过对话增加理解、扩展视野是必要的,但却不能接受某种惟一的哲学教条。准确地把握住我们自己的真实问题,追求我们自己平凡、真实和快乐的生活,需要从自己的思想传统中汲取智慧,回到民族的思想源头,找回民族思想的活力。

中国哲学在与其他哲学理论的对话和对自身研究范式的反思中,一直涌动着一股强劲的回归于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生态的暗流。以至有的学者主张放弃“中国哲学”这一概念,改称“中国思想”或“中国古学”。这种倾向在2005年度的儒学研究中表现得格外明显:1、儒学研究的哲学化路径与“去哲学化”路径之争。把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来研究,本来是20世纪以来儒学研究的主流。自“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凸显之后,“儒学是否是一种哲学”这一自西学东渐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重新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有些学者主张儒学研究应当“去哲学化”,以传统的经学研究范式取代目前的哲学研究范式,以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把儒家思想当做哲学的内容来叙述,是20世纪初传统学术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儒学跻身于现代学术之列、从而获得存在“合法性”的重要策略,原本有其合理性,并且这一哲学路向极大地拓展了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空间,为儒学的主体性重建、叙述方式的更新,以及融会西学和重新进入到主流的学术话语圈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典范,因此不应当一概否定和拒斥。2、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之争。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过去关注较多的一般是时间性的历史源流,而对空间性的地域特征则挖掘不多。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交通不发达,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比较大,加上传统学术的传递基本上是以私人讲学的师徒授受方式进行的,与手工工艺的流传极为类似,于是以各处的讲学地区为中心产生和形成了有地域性传统的思想学派。这种地域性传统,到了近代虽然不再是一条主线,但仍然影响着近代中国人对西学的吸收。也有的学者认为,重视地域性的观点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但在思想史的领域情况比较复杂。如果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来说,小传统的地域性比较强,而大传统则往往以超越地域性的普遍性为其特征。特别是,“地域性”是个相对的概念,如儒学的观念若在世界文化的范围看,也可以说是东亚地域性的文化,但就中国范围内而言,就不能说是地域性的文化了。因此,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应该是一种“理一而分殊”的关系。尤其是不能把原本是地方史、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范式的地域性研究转移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方式,以此来排斥对思想本身的哲学研究和分析。3、关于儒学当代发展的路向之争。如何重建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关联,实现儒学的当代发展,本来是一个老话题,学者们又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念和方案。如有的学者提出儒学宗教化、儒教国教化的主张;有的学者主张儒教应当一改以往长期对世俗政治的制度依赖,重新建构自身独立的制度传统;还有的学者认为儒学的当代复兴应当走世俗化、大众化之路;另外一些学者则对儒学的政治化、制度化提出强烈的批评。这些立场、观点各异的争论,共同营造了一股强大的复兴儒学、振兴中国文化的思想氛围,成为2005年中国思想论坛的一大理论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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