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汶艺术网

中华古籍全录

汉语字典

书法字典

西汶艺术品

会员登录 | 注册
纽新优品
西汶艺术网: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

首页

艺术资料

展览展讯

画廊艺馆

历史人物

品茶读书

中国诗词

我要提问

艺术图片

中国黄历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

[2010/3/18]
[摘要]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关键词]科举;试赋;才性之辨;朋党之争;谀颂

科举与试赋的绾连始于唐代的进士科。将赋列入考试项目,乃是唐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高宗于次年下诏:“自今以后……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这里所谓的“杂文”虽然不能明确判定为赋体,但从开元初年的情形来看,试赋时有发生,如武后垂拱元年(685)有试《高松赋》的记载,此后玄宗开元元年(713)试《藉田赋》,开元二年(714)试《旗赋》,开元四年(716)试《丹甑赋》。至天宝、大历以后,才逐渐确定专用律诗一首、律赋一篇。《旧唐书·玄宗本记下》记载:“是年(天宝十三年),上御勤政楼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试、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由此开启了唐、宋“诗赋派”与“经义派”的长期论争。

一、科举试赋与才性之辨

唐代中期以来的科举试赋,是对汉代以来赋体关乎才学、品性的延续,此时的古律之争和诗赋与经义之辨多是围绕着士子的才学与品性问题。

主张试律赋者为武皇及其后一些新科登仕的进士团体。论者多从“赋兼才学”、试赋能为统治阶层选拔有用之才的政治视角来凸显律赋的地位作用。在他们看来,不试赋则无以学,废赋即为失学。刘思立奏请进士科加试杂文(含有赋题)即是以改变文人士子“唯诵旧策,皆亡实才”的抡才之弊。宋代更是强调赋兼学识。叶梦德《石林燕语》卷八日:“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哲宗元祐闰二月尚书省言:“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为文者惟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才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其中尤以孙何《论诗赋取士》言辞最为激烈:“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浑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刘挚也强调试赋在试经义之上:“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故重复者寡;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聚,裒括其数,豫为义说,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数膀之间,所在义题,往往相犯。然则文章之体、贡举之法,于此其弊极矣!”

而唐宋两代反对律赋取士者多以“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汉书·蔡邕传》)、“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元史·选举一》)为政治出发点。从唐代前期史学家、经学家与古文家的反对词华,一直贯穿到宋代以来的“经义派”与“诗赋派”之争。而瞩目所在,也主要是关涉士人的德行品质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安危设计,由才艺而转向“以敦朴为先最,以雕文为后科,故人从礼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的宏观考量,是其出发点和理论归宿。刘蛲《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曰:“国家以礼部为孝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未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霞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重德性而轻才艺。此后刘秩的《选举论》、杨绾的《条奏选举疏》、沈既济的《词科论》等沿袭是说。这种看法同时得到早期古文家的赞同,如贾至《议杨绾条奏选举疏》云:“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以试赋为道德衰败的罪恶渊薮。而经义论者沿袭政论派、古文论者的观点,以赋为声律之学,雕虫小技,纤靡佻巧,不足以为国家择取超拔之士。欧阳修《归田录》云:“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以学殖深厚、器识阔大为尚,是宋初帝王、儒臣、文士对文学创作的共同要求。在这种重才识学问的风气下,渐成重经义、轻试赋的主导意向,开始了宋代科举诗赋与经义的地位之争。

经义派以王安石、司马光、朱熹等人为代表。在王安石领导的新一轮政治革新中,科举试赋被代之以经义策论,重才学的取士倾向被德行器识取代。“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批评当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的创作倾向。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旋即改议科制,“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司马光虽然在政治取向上与王安石不同,对王安石专以《三经新义》取士更是深表不满,但在进士试赋的问题上两人却同出一辙,都主张试经义而摒弃诗赋。他在《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中说:“欲乞今后省试除论、策外,更试《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论语》大义共十道,为一场,其策只问实务……御前除试论外,更试时务策一道,如此,则举人皆习经术,不尚浮华。”南宋朱熹撰《学举贡举私议》也是主张以德行为先,来代取诗、赋之甄才。他说:“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日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延续的仍然是经义派程颢的“学校选士”与司马光的“德行为先”。
西汶艺术网
其实,辞赋取士和经义取士只是作为一种考试的手段和方式而已,才学与德性并不能够完全在诗赋和经义中完成。而唐宋两代学者和文人多不明是理,各执己见,并且随着后期党争的扩大化,逐渐形成科举试赋的朋党之争,由此也成为唐宋两代赋学批评中最为重要的时代特征。
西汶艺术网[http://www.artx.cn]
二、科举试赋与朋党之争

对于科举试赋的党争内涵,诸家多无论及。笔者认为,唐宋科举试赋从开始的门阀之辨到两宋的剧烈党争,经历了以唐初开其端绪,中晚期形成交锋,两宋渐成气候并渐次白热化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北宋的科举经义、试赋之争更带有明显的党争色彩。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言:“尊经书,抑史学,废诗赋,此崇(宁)、(大)观以后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论似正矣。然经之所以获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经》也;史与诗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鉴》、苏黄之酬唱也;群愉借正论 以成其奸,其意岂真以为六籍优于迁、固、李、杜也哉!”。即指出当时经史和文词派的消长衰变与党派的尊宠荣贵之间的互动关系。

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与朋党之争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科举试赋的消长变化,多是伴随着不同党派的执掌牛耳而递生更转的。揆诸史实,唐代曾有德宗建中三年(782)、文宗太和七年(833)两度诏举罢免试赋。而太和七年的罢举试赋即是因丞相李德裕请奏,杂文场免试诗赋而改试论议的结果。但次年即随着李德裕的罢相而被废止。宋代进士考试大体经历了神宗前以诗赋为主,神宗熙宁年间采纳王安石的建议罢诗赋、试经义策论,哲宗元祐间废新法,分经义、诗赋两科,绍圣年间罢诗赋四个阶段;后南宋高宗时期经义、诗赋二科又曾数度分合,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从礼部侍郎金安节之议,复立经义、诗赋为两科,成为定制。也是伴随着庆历党争、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绍述党禁、庆元党禁的历史变化而迭更兴替的。旧党和新党交替执政,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冲突与论争,更是政见之争,具有明显的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时代特点。一个政党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对另一个政党的完全颠覆,包括思想、学术以及科举取士制度。

其次,唐宋科举试赋的废止并不是完全出于才性之争,特别是两宋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朋党政治。先是政见的不同,然后引申出文学的不同观照,而当他们执掌政坛之牛耳时,文学政策也是出于党同伐异的心理,表现出对政敌考试制度的一种彻底推翻。
西汶艺术网
如果说唐及宋初,甚至直到王安石的科举改制,还多少是出于选拔超卓之才的儒者心态、治理国家的政治需要(当然,其中也多少含有一些党争意气之嫌),而此后的试赋兴替则完全表现出意气之嫌,远远超出科举制度本身。兹以唐宋两代为例,列举数端如下:

唐代科举试赋缘于士族和庶族的权力争斗。科举出身的官僚竭力排斥和反对旧世族,如进士出身的常衮,“尤排扩非辞科登第者”。而旧世族则以门第风教经术自高,反对进士科。士族杨绾擅长经学并指责进士:“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誌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已,喧腾于当代。”这样,科举出身的新官僚与依恃门第的旧世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互相攻讦、排挤、倾轧、毁谤。直至宪宗元和三年(808)的牛李党争,更是以科举发难。司马光言李德裕热衷朋党并极力否定科举,是缘于父亲李吉甫当年的夙愿。实不尽然,而是出于朋党之争的文人习气以及庶族与土族的权力争斗。李德裕以门荫得官,少年时即极力反对试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唐宪宗元和三年,牛僧儒、李宗闵等人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由于“指斥时政得失,言甚硬直,无所回避”,李吉甫诉于宪宗,主考官全部罢免,牛僧儒、李宗闵仕途受阻。后长庆元年(821)科试,知贡举钱徽和李宗闵被贬。由此李宗闵、李德裕势同水火。科举试赋的兴替也就在两党的交替执政中或废或立,具有明显的党争色彩。大和七年,牛僧儒、李宗闵先后罢相,李德裕入主朝政,他立刻奏请文宗,依代宗时杨绾之议停进士科诗赋,改试论议。后李德裕罢相,牛党李宗闵再次入朝执政,而李德裕关于科举之所为尽相废除,他说动文宗在诏令中说:“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中间或暂更改,旋即依旧,盖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进士科依前朝照试诗赋。此后两党交相纷难,矛盾的焦点即集中在进士科的举行与废止方面。

当然,唐代牛李党争中的试赋之争较多的还是出于政治、制度层面,并没有牵涉更多的人身攻击和个人行为,以至会昌元年(841)武宗决定处决杨嗣复等人时,欲置牛、李于死地的李德裕却跪求武帝,终于赦免了他们。而宋代的党争却逐渐染上个人意气之嫌,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轧性,如北宋熙丰年问的科举改制。葛立方《韵语阳秋》曾云:“荆公以诗赋决科,而深不乐诗赋……熙宁四年,既预政,遂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盖平日之志也……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王安石由不乐诗赋转向罢诗赋,其后严禁诗赋而写入法令,违者施以刑杖,已经伴随着新旧党争的意气之争了,尤其是王学与蜀学、洛学的斗争。对于熙宁初至绍圣初诗赋由罢而复至再罢的过程,周必大在《苏魏公文集序》中说:

至和、嘉祜中,文章尔雅,议论正平,本朝极盛时也。一变而至熙宁、元丰,以经术相高,以才望相尚,回视前日,不无醇疵之辨焉。再变而至元祐,虽辟专门之学,开众正之路,然议论不齐,由兹而起。又一变而为绍圣、元符,则势有所激矣。盖五六十年间,士风学术,无虑四变,得于此必失于彼,用于前必黜于后。一时豪杰之士有不能免,况余人乎?

页码1 2
更多
纽新优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