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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文道统一”的文艺观解读叶圣陶的“平衡”理论

[2010/3/18]
[摘要]叶圣陶先生运用“平衡”理论,对语文代写论文教学的失衡现象作了纠偏,实质上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客观的描述,发人深省:语文教育既不能忽视语文能力培养,也不能忽视思想道德教育,二者必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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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道统一” 叶圣陶 “平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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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大概是中国典籍中最早的关于“文”“质”关系的阐述,它本来是评价个人的,强调一个人的修养,必须兼顾外在礼仪举止和内在思想品德,表里如一,协调和谐,就是君子。其实,孔子评论文艺,也同样兼顾“文”与“质”。“文”即艺术的表现,“质”即作品的内容。孔子从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两方面来评价艺术作品,要求文艺作品应达到“尽美”“尽善”,达到艺术的美和思想的善的高度统一,这实际与他论人的修养并重“文”“质”是一致的。这也是孔子“中和”思想的体现。后来,孔子这一关于文质的论述,被运用到文学创作和评论中,“文”“质”与“美”“善”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有关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两对范畴,成为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并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的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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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社会活动中,儒家倡导的“文道统一”观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思维方式。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先生发现语文教学中存在“平衡”的问题,他在《国文教学》序中说:“教材中的一些文章,偏重于教学的技术方面,精神方面谈到的很少。”而“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应该说,叶圣陶先生在这里所指出的“平衡”现象,就语文教学活动而言,是指教材与教法中内容与形式这对矛盾的统一问题。虽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倾向,以及教材与教法的失衡引起教学效果的失衡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但我们对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遑论纠偏!

国家颁发的最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毫无疑问,这种对语文课程地位的衡定是清晰的、准确的。同时,新课标还强调:“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等。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应该说,这样的课程理念是全面的,也是适当的,更是洋溢着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于我们每个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责任很大,压力更大;如果我们不能较好或很好地把握新课标的精神实质,那么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目标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没有收获。

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叶圣陶先生的“平衡”理论,就会发觉,它的内核和新课标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只是在某些提法方面有些不同而已;而这种理念,又和儒家所倡导的“文道统一”异曲同工。当然,时代不同了,对于“道”的内涵的要求和解读也不尽相同,但思维的方式却是相通的。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叶圣陶先生对“平衡”理论的阐述及对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倾向的辨析。

1922年,叶圣陶先生批评了语文学科忽视内容的倾向。他认为,当时的病根之一是“不明白国文教授之真作用,徒视为形式的学科……由这一个谬误观念,便轻视文字的内容和表现的方法;仿佛学习国文的目的,至能读、能识、能讲、能写为止……儿童对于国文课决不感由兴味,便是谬误的目的,也绝对不能达到。显然,这里是针对“重形式轻内容”的失衡倾向,提出了要重视内容教育的问题。

1962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针对语文教育忽视形式的倾向,叶圣陶先生强调语文作为工具,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要重视。他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比如锯子、刨子、凿子是工具,是用来做桌子一类东西的。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与交流思想的工具。思想和语言是分不开的,想心思得靠语言来想,不能凭空想……就学习语文来说,思想是一方面,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工具有好有坏,有的是锋利的,有的是迟钝的,有的合用,有的不合用,这是一方面。思想也有好有坏,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很周密,很锋利,有的很粗糙,很肤浅,这又是一方面。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叶老从“思想和语言分不开”的原理出发,强调了思想和语言各有正误与好坏的问题,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要正确对待,批评了把语文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错误倾向。

1978年,为了正本清源,纠正“文革”造成的危害,叶圣陶先生又强调必须重视语文的基础功能。他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的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

由此可见,在叶老看来,语文不仅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工具,也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人文精神的工具。不过对于教材(即作品)的性质,叶老是坚持“一元论”的,认为内容与形式是一元的,是不能分割开来的,即形式的工具性与内容的人文性是统一的。固然,内容决定形式是确定不移的,但内容,总是表现为一定形式的内容;形式,也总是具有一定内容的形式。二者分主次、相区别,但不可分离,永远不可分离。这就是“文道统一”。

叶圣陶先生运用“平衡”理论,对语文教学的失衡现象作了纠偏,实质上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客观的描述,发人深省:语文教育既不能忽视语文能力培养,也不能忽视思想道德教育,二者必须“平衡”。

当今的《语文课程标准》,对文道关系的理解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显得宽泛,但似乎也更到位,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古到今,经历了那么多先哲们的孜孜探求和实践,对文学作品(教材)“文”和“道”的解释及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也应该有了较为宝贵的经验和实施的条件。我们身处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理应在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做得比前人更好。我们今天再次讨论叶圣陶先生关于“平衡”理论的相关表述,将它放到先秦时儒家提出的并影响了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整个进程的“文道统一”的背景中来考察,虽难免一鳞半爪,但草蛇灰线,脉络可辨。叶圣陶先生站在一个特定时期的节点上,通过他自身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做出了一个承前启后者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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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文课程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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