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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作者:王雪玲]  [2010/3/20]
摘 要: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学大家,所撰《廿二史考异》代表了当时考证史学的最高成就,而考校两《唐书》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钱大昕不仅对两《唐书》作了精详的校勘,指出文字的脱、衍、倒、重并纠谬正讹,还对两书在编纂中出现的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弊病一一论述,同时就两书所及官制及氏族问题深入研究,探幽发微并进行概括总结,全面反映了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关键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两《唐书》;校勘

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学大家,在治经蔚为风气的乾嘉时期,他主张经史并重,由经入史,在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毕其一生之精力,对除《明史》和《旧五代史》之外的二十二部正史反复研读,精校细审,不断完善而撰成的史学名著。19世纪以来,钱大昕其人其书即备受瞩目,梁启超将《廿二史考异》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列为清儒通释诸史的三大名著,称其“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1]25920世纪以来,有关钱大昕及其史学成就的研究不断深入,成果繁多,但大多是对钱大昕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考证方法的探讨,除施丁《读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及周振鹤的《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外,鲜及对最能代表钱大昕的史学思想及体现其历史考证方法的《廿二史考异》的研究。笔者以为,要深入研究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了解钱大昕的史学成就,从《廿二史考异》入手不失为一个有效途径,因此不揣谫陋,试图通过对《廿二史考异》两《唐书》部分考证成果的梳理、类比,总结其成就并借以解读钱大昕的史学思想及历史考证方法。

在100卷的《廿二史考异》中,考证两《唐书》的成果共20卷,占全书的1/5,其中《新唐书》16卷,《旧唐书》4卷,可见钱氏用力之所在。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时,首先对新、旧《唐书》的篇目进行了比勘,对于《新书》的增补删减以及人物传记的分合、人名之异同,依《新书》目录逐卷罗列说明。比勘之后,钱大昕分别就两《唐书》原有顺序依次考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唐书》的校勘、编纂得失以及有关问题的探幽发微三个方面。

一、对两《唐书》的校勘

钱大昕生活在考证学极为发达的乾嘉时期,受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他治学始终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认为研究历史,所据史料必须坚实可信,因此其所著《廿二史考异》以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缜密完善的考证方法,“正传闻之误,订字句之舛”,对廿二史进行全面考订。经过钱大昕的考证,史书中的许多讹误得以纠正,许多疑问涣然冰释,正如王引之所言,“是书出而二千余年之史可读也”。[2]卷4《詹事府少詹事钱先生神道碑铭》钱大昕的校勘,主要是对史书正文及注文中出现的脱、衍、讹、误、省、重、倒等问题逐条考证并加以改订、增补或删除。同时,广征博引,类比举证,对史书中出现的讹误进行纠正。在考证两《唐书》的过程中,钱大昕也同样做了大量的校勘考订工作。

1.文字的脱、衍、倒、重

与其他文献一样,两《唐书》在刊刻及传钞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文字的脱、衍、倒、重及鲁鱼豕亥等现象,钱大昕依两书原文之次序,一一予以指摘考校。

脱文如《新唐书·百官志》载龙朔二年,改礼部曰司礼,祠部曰司,膳部曰司膳。钱大昕认为“此下脱‘主客曰司藩’五字”。[3]上册卷44,690又《新唐书·温彦博传》载“突利可汗弟结社谋反”,钱大昕据《太宗纪》、《魏征传》、《突厥传》均作“结社率”,认为此脱“率”字。[3]上册卷52,764衍文如《新唐书·地理志》载灵州辖有朔方军经略军,钱大昕认为“当云朔方经略军,多一‘军’字”。[3]上册卷44,687又《旧唐书·顺宗纪》载贞元二十一年,以吏部郎中韦执宜为尚书右丞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钱大昕认为,“此时无左右丞相之官,‘相’字衍。”[3]下册卷57,833倒文如《新唐书·刑法志》所载以开元命名的开元三年卢怀慎之《开元格》,二十五年李林甫之《新格》及次年宋之《后格》次序颠倒。钱大昕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知宋《开元后格》成书于开元七年,李林甫等删定《开元新格》在开元二十五年,故“宋著《后格》在林甫之前矣”。“又据《宋传》,以开元二十五年卒,即林甫进《新格》之岁也,安得于明年更预撰述乎?此叙述颠倒之甚者”。[3]上册卷45,699重文如《新唐书·艺文志》经部小学类重复著录蔡邕《今字石经论语》,“一类之中,前后重见”。又史部正史类著录李喜《汉书辨惑》30卷,“《旧志》作‘李善’。‘善’与‘喜’字形相涉,下文又有李善《汉书辨惑》20卷,恐即一书而重出也”。[3]上册卷45,700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2.纠谬正讹

钱大昕对两《唐书》记载之讹误处纠正甚多,对于常识性的错误径直指谬正误而不作繁琐的考证,如《新唐书·李泌传》引夏桀语“我生不有命自天”,此语原出《尚书·西伯戡黎》,史家因一时疏忽而致误,钱大昕不引经据典,仅用“此纣语,非桀语”6字指谬正误,可谓惜墨如金。[3]上册卷54,786更明显的错误如《新书·礼乐志》载开元十年,“诏宣皇帝复礻付于正室,谥为献祖,并谥光皇帝为懿祖”,钱大昕通过本纪的记载认为此事在开元十一年,《礼乐志》记载有误,同时还指出:“献、懿者,二祖之庙号,《志》称谥,亦误。”[3]上册卷43,679

此外,钱大昕对两《唐书》的纠谬更多的是通过两书的互证或广征博引其他文献而进行的。如关于武则天之父武士追谥为“忠孝”的时间,《新唐书·武后纪》言在光宅元年十月,钱大昕认为,《后妃传》载追赠五代及谥,“独不及‘忠孝’之谥”,而其上文又有“后见宗庙,再赠士至司徒、爵周国公,谥忠孝”之文,因此,“士之谥忠孝,乃在高宗朝,不在武后临朝时也”。[3]上册卷42,669又如关于唐末宰相崔昭纬在位时间,《新唐书·奸臣传》言其“居位凡八年”,钱大昕据《宰相表》及《本纪》的记载,认为昭纬以大顺二年辛亥正月拜相,至乾宁二年乙卯八月罢为右仆射,“居位实不满五年”。[3]下册卷56,818-819

值得一提的是,钱大昕在考证中能充分利用避讳学、金石学、音韵训诂学等知识校读史籍,考证史事,为两《唐书》纠谬正讹。如《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崇安记》2卷、《晋崇宁起居注》10卷,钱大昕认为,《崇安记》当为《隆安记》,“隆安”是晋安帝年号,开元年间毋撰录《古今书录》时(《旧唐书·经籍志》系节取《古今书录》而成),避明皇讳,改“隆”为“崇”。又晋无“崇宁”年号,“崇”当为“隆”,“宁”乃“安”之讹,因“隆安纪元在宁康、太元之后,元兴、义熙之前。此下又有《晋崇安元兴大享副诏》8卷,可证崇宁为崇安之讹”。[3]下册卷58,850《新书·段志玄传》言段志玄谥“壮肃”,钱大昕据《旧唐书》本传、《唐会要》及《段志玄神道碑》均作“忠壮”,独《新唐书》本传作“壮肃”,认为此乃“字之讹也”,当以“忠壮”为是。[3]上册卷52,763又《旧唐书·张说传》记载有左司郎中阳伯诚,钱大昕据《王传》有“户部郎中杨伯诚”,《礼仪志》有户部郎中杨伯成,推断其“盖即一人而字各异”。又据藏于西安府学的《大智禅师碑阴记》有“河南少尹阳伯成撰”字样,得出“当据碑为正”的论断。[3]下册卷59,858

二、对两《唐书》编纂得失的认识

长期的史学研究,加之钱大昕充任翰林院编修参与官方修史活动的经历,使其对中国古代官修史书的体制及弊病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史书的编纂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这种思想虽然没有形成专著进而系统化、理论化,但却分散而具体地体现在《廿二史考异》当中,通过对钱大昕考订历代正史成果的整理分析,不难窥见其崖略。钱大昕在考订历代正史的过程中,不时针对史籍中出现的种种弊病阐发自己的认识和思想,这些见解在对两《唐书》的考订中也时有体现。两《唐书》虽均为官修史书,但其成书年代、撰修者各不相同,钱大昕分别就两书编纂中出现的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问题一一进行详密考证,表达了他的史书编纂思想。

1.体例不一

钱大昕特别重视史书的编纂体例,强调编纂史书要做到体例前后统一,首尾一致,简明得当。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钱大昕对两《唐书》在编纂中出现的体例混乱,前后矛盾等问题一一指出。如《旧唐书》诸帝本纪于帝王名称或名或讳,体例不一。“太宗、高宗、中宗篇中直书高、中、睿三宗之名,高祖篇中,但书太宗而不名;此纪(睿宗纪)于明皇名称讳,于例初未画一”。[3]下册卷57,830又《旧唐书》各本纪于宰相死后或书薨,或书卒,体例不一。武后及其以前各帝本纪惟二品以上官员书“薨”,即使贵为宰相,不及二品,依例只能书“卒”而不得书“薨”。玄宗之后各帝本纪则或书薨或书卒,“殊无一定之例矣”。之后凡节度使带宰相衔者,除李光弼、郭子仪、李晟、马燧“以元勋书‘薨’”外,其余皆书“卒”,但《德宗纪》于成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王武俊,《宪宗纪》于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韦皋二人独书“薨”,“此亦义例之未当也”。穆宗以后,无论宰相、三公、三师或使相皆书“卒”,无有书“薨”者,“又与前数朝之例互异”。《新唐书》本纪“惟宰相终于位者书‘薨’,而余官皆不书”,钱大昕认为与《旧唐书》相比则“简而当矣”。[3]下册卷57,828-829又如《旧唐书》各列传多不书散官,惟独《韦见素传》、《归崇敬传》、《令狐楚传》、《牛僧孺传》、《李珏传》、《崔铉传》书之,“此亦例之不一也”。[3]下册卷59,860

晚出的《新唐书》同样也存在体例不一的问题。有唐一代因赐姓、避讳等原因而改姓更名者屡见不鲜,钱大昕认为史书在叙述这些人物时须统一体例,否则一人两名很容易造成误会。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体例不一现象,“李世责力本徐氏,《表》从徐氏,不从李氏,此一例也。元载本景氏,《表》不别出景氏,而于元氏世系之后云‘大历宰相元载,本景氏,故不著’,又一例也”。又《表》中载有武什方,据钱大昕考证,“什方本韦氏,赐姓武”,然《表》于此人“既不入韦氏,又不附书武氏之后,于例亦未当也”。[3]上册卷50,750又如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刘齐贤,避章怀太子讳改名景先,《新唐书》之《高宗》、《武后纪》俱作“刘齐贤”,《宰相世系表》言“齐贤更名景先”,《宰相表》作“刘景先”。“《纪》书初名,《表》书改名,于例殊未画一”。[3]上册卷46,70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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